《极端的年代：1914～1991》是一本由[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7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一)：回忆就是人生
“极端”一词，具有事物发展的两极互为对立的端点状态及过激、极限、全新、反常等含义。这恰与二战和“冷战”这类二元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极端相吻合。同时，如“世界革命”“大清洗”“大萧条”“先锋艺术”“大众消费”“贫富悬殊”等社会、道德、文化现象也均有史无前例之势。但我认为，本书的宗旨却暗含于副标题中：“短促20世纪”。即本书并非单纯回述发生于这段时期的往事，而是为求了解、阐释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以及彼此之间有何意义关联可言。特别对于一辈子走过此段岁月的霍老来说，本书更是在叙述、详谈以及在纠正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啊！诚如霍老在《帝国的年代》中曾经发出的那句感慨：“回忆就是人生”。
大体说来，短促的20世纪像是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灾难年代”；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某种程度上可称其为“黄金年代”；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的“危机年代”。这使本书有种“小年代三部曲”的结构特点。在霍老眼中，站在（成书的）90年代的制高点上回望过去，短促的20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知的将来。特别的是，终章霍老一反“历史学”惯例，大谈“未来学”。我猜想，这是否可以看作霍老对自己（1917）生于犹太家庭、童年和青年在奥德渡过、动荡的年代转赴英国并确立共产主义终身信仰的曲折人生所发出“良知”般体悟式的期盼或警示呢。而霍老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又恰巧回应了“短促20世纪”的人生感悟。（可惜本书多看未上架）
20世纪世界上演了五场大戏：（1914~1945）一战、十月革命、经济大萧条、二战和（1945~1990）冷战。这一切极端剧目不仅为“帝国时代”画上圆满句号，也为20世纪及此后的世界发展变化埋下伏笔。更为显著的是五场大戏可谓十足的全球化，几乎无人能够超然剧情之外。回头望去，无论从我们的角度——改革开放也还不到40年，还是从世界的角度——苏联解体也不过30年——看去，怎能不庆幸自己出生和成长在相对稳定的时代当中。因为也就在短短两代人不到的光景之前，世界还仍笼罩在革命动荡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而这也是战后几代与旧时光脐带断裂的原因，所谓的代沟、后现代、个人主义至上等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难怪老辈们迷惑不解，二者的人生经历难倒不也恰似两极吗。
两战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最好也是绝后的一次）。1816～1965年150年间各场战争中，根据美国专家依死亡人数统计，前四名都发生在20世纪：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和朝鲜战争，每次死亡人数都在百万以上。而回到后拿破仑时代的19世纪，有记录可循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大约死亡了15万人。可以说，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20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但这类统计数字几乎毫无意义，更解释不了一战之后为何会有二战、越战，等等。不过倒可以给人类（1914年起的）新时代冠名为“大屠杀的年代”。真正危险的是，随之而来的革命和经济危机，恐怕它们即是战争之子，又可能成长为（下一次的）战争之母。
二战的胜利，美苏两国功不可没。可以美苏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从孕育之初就在暗中角力，若非（希特勒）法西斯对异己者“一视同仁”——无论是何门何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政权或苏维埃政权，一律被其视为大敌，务必摧毁——的极端态度，资共合作共御强敌根本无法想象。事后所示就更加直白：烽火刚息，因反法西斯而形成的战时伟大联合便立刻瓦解。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誓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就此而言，“冷战”的登场也属自然。
一战与十月革命可谓同期上映，而十月革命更是成为此后世界革命的经典。20世纪的四大起革命风云：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新颖的是其形式由自上而下的精英领导，演变为自下而上都市群众革命（如伊朗革命、民主德国革命及世界范围的学生运动等）。这真是列宁教科书的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虽然街头革命缺乏组织且少有成功（颠覆政权），但却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当权政府合法地位遭到质疑。此外，大多数传统革命都具有共产党属性，特别在战争岁月，共产党顽强的地下抗抵抗运动，为其战后确立合法政权打下基础。
战后，世界上（多亏中国人口众多）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于那“震撼世界的十日”的共产党政权之下。这也难怪美国产生疑惧心理，而在战后采取“遏制”策略，“拉郎配”邀请苏联与其上演“冷战”大戏。其实斯大林心理很清楚自身实力，但形势所迫，也不得不拿出“纸老虎计”疲于应对。如今看来，冷战思想正是在如此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世界格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
不过，“冷战”效应也并非纯粹的消极，至少在美苏两大势力之下，世界局势虽暗藏杀机，但也基本处于“冷和”状态。当然，冷战改变国际舞台面貌的同时，亦有其严重的后遗症。多年不断的军备竞赛、冲突之下，世界因冷战贮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军火，“死亡交易”使得冷战之火生生不息；另外，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在这45年中，“资方阵营”在美国老板（不得不）扶持下，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日后其经济霸权的竞争对手。同时越战的败退也暴露美国 军事霸权的孤立，因为期间竟无一国友邦派兵，甚至连象征性的助阵也不曾有；“共方阵营”在老大哥（无心插柳）的扶持下，特别是非洲和中亚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而成为了牺牲品。终其解体，再次多亏中国，怕是红色江山终成逝水。
正常但也有趣的是，资共双方也都在“大灾难”过后，发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毫无弹性的苏联计划经济都弊端、危害明显，自然促成了自由经济与社会民主政治的联姻（如罗斯福新政及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混合式经济（或者说政府的主动改革而非单纯出于民众压力）更在“黄金岁月”（1950~1980）为战后西方世界再次腾飞助力。现代意义的福利国家也在期间（1970）形成，小农经济也彻底走进历史幕后，世界都市化进程也全球化跟进，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掘墓人”——这一革命主力军（或者说人力）也因科技/机器生产的结构性调整而力量消退。富足的都市生活和教育的普及不仅使工人退为温和的保守派，更将战后出生的一代改造成大众消费、通俗文化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传统“核心家庭”观念也因此面临种种挑战。
反观“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却因封闭、死守显出疲乏之势，70年代更是无法躲过经济全球化。将此中一些国家评为“停滞年代”恐怕已是客气，在“工业至上”“石油危机”“债台高筑”“粮食短缺”现实面前，成功上演了一场“大跃退”。这也的确是苏联解体之前共方阵营的实际。当然，中国又再次成为例外并觉醒。事实上，正是经济上的“缓和”成为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和“公开性”改革计划具有本体上的不可调和性。当然，冷战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打狗无需再看主人的局势下，国际冲突矛盾就更加的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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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促20世纪，世界变化之快，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也得用更短的间隔来度量了。”同样的话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美国牧歌》中也说过“个人哲理的保质期只有大约两个星期。事物总是在变”。世人生活在如此高速变化的社会之中，即便再迟钝也应能感受到此中经验的新颖和独特。“新”“变”等于“进步”？等于“断裂”？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充满自信和迷失彷徨者都大有人在。“回忆就是人生”，但保存人类记忆的工作无需谦让，更着实不应仅是历史学家的专利，而让自己迷失来路。
霍老的《年代四部曲》，从我不知其为何物到读完，陆陆续续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不得不说，这是我读过的最为优秀的历史类书籍，当然此类书籍我倒也没读过几本，少中选优自然不是难事，也没什么说服力。几篇书评基本是我将书中原文缀辑而成，出于能力有限割舍了科学、艺术、哲学等内容，而这些部分也更能体现近代思想。19世纪，是小说大放光彩的年代，且在20世纪中抵挡住了大众通俗娱乐文化的侵袭，并保住独立的艺术地位。而要更好的享受这门艺术，也十分需要相应的历史背景作为支撑。虽然四部曲不可能使人对过往一览无余，但霍老脉络一以贯之的叙述逻辑和冷峻思想，的确将近现代历史来路清晰呈现。于我而言，其思想的保质期恐怕远远不止罗斯所谓的“两个星期”那么短暂，而是一种烙印般的存在，甚至是一种衡量同类书籍的标尺。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二)：二十世纪的挽歌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读后
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结束之后，迎接人们的不是黄金时代的想象，而是极端、短暂的二十世纪。如果，霍布斯鲍姆是怀着兴奋来描写资本主义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话，那么对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他就是带着哀婉的心态来撰写资本主义世界的衰亡了。虽然，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死亡，这在霍布斯鲍姆眼里不啻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
这部书共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大灾难的年代、黄金时代和天崩地裂，加上的开篇《鸟瞰二十世纪》，一共二十章。与前面三部曲不同，这部《极端的年代》并不以回顾以往的历史开始，而是开篇即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进行鸟瞰式地描绘。而这对于他来说，不免亦一种自传性的意味。他等于是在叙述、详谈自己记忆中的往事。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列强间为了争夺殖民地扩军备战，世界弥漫着恐怖的气氛。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印象，不再停留在探险和蓬勃发展，而是变成了一群饿狼想要瓜分世界。对此，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也无法掩盖其贪婪的气味。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人们从憧憬向往，开始慢慢变得怀疑起来。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最能代表这样的一种心态。
另一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也为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首先败下阵来，国内革命力量迅速推翻沙皇统治，率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将革命洪流推向欧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一战后迅速兴起，但又随着战后秩序恢复而销声匿迹，反倒是东方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社会主义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势力大涨，并在东欧和东亚建立起政权。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抗，迫使各自都寻求未来的发展道路，但由于核威胁，反而将更多精力放在扩军备战上，国民经济不断衰退，最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不过失去了社会主义这面镜子，资本主义难道就一定成为必然的道路，历史看起来并未如此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是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战争，为何被称作世界大战，我一直都是搞不清楚。后来才悟到，所谓的世界其实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第二部分是被殖民的世界各国，前者是为了争夺后者，才进行的狗与狗之间的较量，目的是为了争夺更多的殖民地。这场战争是新列强挑战原有的英法殖民体系，希望通过武力重新划分殖民版图。当然，这次挑战是失败了，德国非但没有改变原有的殖民版图，反而将自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双手送给了英法等国，甚至在中国胶东半岛也送给了日本。自己也被一战后判为战败国，并索取了高额的战争赔款。这场战争的结果，无非是稳定了原有的殖民格局，但是列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是依然摆在人们眼前，问题并未解决，反倒是因此而加剧了。
一战后，人们迎来了黄金十年，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乐观。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还生活在一战的阴影之中。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就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影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拉响了警报。除了德国借助纳粹上台，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外，对此，凯恩斯曾经做出过预言，德国经济若不恢复元气，欧洲势将无法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及自由文明。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将具反作用。另外提一句，苏联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竟然完全免疫，这不能不动摇西方社会对于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的信仰。对此，霍布斯鲍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
“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不过，缓过气的德国，还是会继续挑战英法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的。跟德国类似，东方的日本也尝试挑战原有的世界格局。日德两民族都具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糅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迎之唯恐不及吧。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东亚，两方结合起来，共同挑战一战建立起的帝国主义殖民秩序。
面对日德的挑战，英法两大帝国节节败退，希望通过绥靖政策来苟延残喘，世界似乎毫无办法了。此时此刻，为了自卫，只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合作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在事实上，这场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之所以终能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这段“资”“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时期——基本上属于30年代及40年代——就许多方面来说，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若无苏联付出的代价，今天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治了。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长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
不过，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美苏之间立刻翻脸，特别是在殖民体系瓦解后，苏联和美国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龌龊不断。为了彼此间的对抗，美国建立了北约，而苏联则将东欧组成了华约。在核恐怖下，两方面都在扩军备战，防止对方的进攻。这种恐怖的平衡，也为二战后德日的重新恢复，埋下了伏笔。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向欧洲和日本输血，让饱受战争蹂躏的德日两国迅速恢复国力，在六十年代迅速成为经济强国。反倒是，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的压迫下，经济发展乏力，政治上僵化堕落。两相对比，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虽然国际上是空不平衡，但是在国内却是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日益提高，不过青年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就不免感到无聊和气闷。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东西方的文化革命，本质上都是这种青年反对老人的运动，当他们老了，历史还会重演一下而已。
最后提一下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最令人激动的莫过于社会主义成为了现实，在苏联东欧和东亚都分别建立起政权。这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剂针砭。特别是他促进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发展。而伴随着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被证明不切实际。世界再也不可能恢复冷战前的旧貌了，因为太多的人事已经改观，太多的面目已经消失。地表上所有地标，已然倾圮；旧日地图，尽已废去。巨变之下，向来习惯于某种一定世界观的政客和经济专家，如今发现自己毫无能力领会并掌握新问题新事物的本质。
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20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而民主的困境，现今却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是由于民意调查的时时刻刻监视，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刻刻煽风点火，舆论变成上天人地无可逃遁之事。另一方面，则由于公家当局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却非区区民意舆论可以为其指点方向。经常的情况是，当局可能得做出为大多数选民所不喜欢的决定，而各个选民，则出于私人原因予以反对，虽然在总体上，也许这些决定益全体。
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资本主义也危机重重，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人类若想要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三)：追不上力量的认知能力
看完这本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因为阅读的过程相当痛苦，只不过这个痛苦在这里属于最高的赞誉，相当于“亚当吃了智慧果”那种意义上的痛苦。
作者细数了极端的年代诞生的种种意识形态幻想以及其纷纷破产的过程，无论是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停滞中最终穷途末路的世界革命理论，还是自身纷纷破产的现实社会主义尝试，又或者是在破产的现实社会主义残骸之上大声布教的自由市场神学，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足以完全解决人们在20世纪不断创造和意识到的种种困难与危局，而其中大部分连自身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古典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大卫精神也许可以战胜一个歌利亚，但当大卫自己也化身歌利亚之后，问题的性质就大不相同。
我读历史最大的目的，是希望从古典的经验中寻找经验教训来解决问题，然而艾瑞克大师却毋庸置疑地叙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20世纪发明和运用的大多数“古典”的手段都已经被证明已经完全或逐渐失效，人类的未来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1914-1991年的这个极端年代，实际上是各种人类力量溢出的一个年代。
自由主义的繁荣沃土喂养了这些壮硕的孩童，然而这些孩童弑母之后，却并未表现出符合体格的智慧。
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人民已经日益证明他们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证明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这种力量，尤其是在超出他们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地方。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掌控得很好了，而是超出日常部分的那些力量，是完全失控的，其负面影响包括由日益膨胀的民主政治喂养的政治掮客和蛀虫（时刻需要对民众撒谎的演技派政客取代了不需要或不屑于对民众撒谎的政治精英）；为了控制国民力量而诞生的爱国主义成为两次大战不死不休的钢铁绞肉机的重要能源；至于形形色色徒劳无功反复失败的所谓革命，以及在自我称谓上经常与之混淆的“人民战争”、集体暴行、种族屠杀，更不待言。
一个族群的文明发展水平仅限于略微提升其管理水平，对于其中大众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却几乎没有多少改善，更糟的是文明社会的工具实际上为这些无意识的集体提供了过于强大的工具和行为能力——尤其当它们传递到野蛮国度的时候，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那些，对于19世纪的人们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血腥杀戮。
当然大亨们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不如说对资本主义体系造成重大破坏的最终还是这些人，相比他们所攫取的巨额权力和利益，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实在微不足道——尽管按照自由竞争理论，他们本来就不对弱者负有什么责任义务——只不过当这种情况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崩溃的时候，自由市场论想要继续自圆其说就很困难了。
资本主义的过剩生产力始终是个问题，在自由主义年代，是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互消化，而在帝国主义年代，则由殖民地势力圈等新市场消化，而到了极端的年代，就只能转嫁给未来消化了。
最近造成经济大动荡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在1939年已经发生过一次，其本质就是民众收入提升跟不上生产发展，而商家为了继续确保其利润，就通过大规模的分期付款，向未来预支消费能力，信用的普遍滥用催生了无数投机家，而人人债台高筑导致的脆弱不断加剧最终必然通向体系总崩溃。
当然崩溃之后并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诞生出来，无论是威权统治，法西斯主义，计划经济，都曾被视为替代治疗和救命良药，但是最终这些方式却比资本主义毁灭得更加彻底。
法西斯主义作为大萧条的产物，曾经一度在意大利式统合主义的旗帜下，几乎为欧洲政治家们所照单全收，然而希特勒将法西斯极权主义潜质的彻底发挥，却激起整个自由世界的全面抵抗，最终昙花一现地从欧洲政治版图中被抹去。
而计划经济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的成功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这些国家的民众处于极度低劣的生活水平，故而他们追求提升生活水平的动力非常充分，而计划经济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同时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额的微小，也使得他们不会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打击，相反他们能从外部的大规模物价暴跌中获利——简而言之，他们的优势完全源自他们的经济落后性，用算盘的人当然不需要担心机箱过热问题。
而一旦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障，计划经济立刻显出它比市场经济更加低能僵化，无力指导任何长远的发展——因为其实整个地球上都没有任何人知道该怎么发展，政府控制仅仅是摧毁了那些勇于尝试的人的行动力而已（从而也就摧毁了所有自行改善的可能性）——这也正是苏联最终的改革不但未能建立自由市场，反而惨烈崩溃的原因，因为大多数苏联人民早被体制内混吃等死的习惯养成了废人，根本无法适应自由市场自力更生的要求，只有那些之前就接受过管理和实践训练的人才能借此机会大捞特捞——所以俄罗斯等国政治经济一度的重大倒退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至于欧洲重建中的计划经济也确实创造过不少成就，但其实也只限于一定程度上重返被两次大战所破坏的黄金时代而已，政治架构其实最多只能解决已经被发现的问题，对于前所未见的问题是根本不知从何应对的。而政治组织自身的非营利性和低效在它过度膨胀之后就变得非常明显。
最终，一切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都在这个飞速前进的世界中变得老旧和低效，只有那些勇于尝试的商业冒险家，那些对新技术进行创造性运用的人依然可以在这个全球化的市场中开辟新的疆土，一跃成为时代新的宠儿。
但是，这并不改变这个世界中大多数其他人的处境，黄金时代随着永久繁荣的幻想诞生的普世理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畅想，在它被提出来的时代就从未成为真正的现实，而在这个时代更加明显地被证明未来无望。大多数人只是再度证明自己的平庸不足以让自己真正在世界大舞台上变得重要性，无论借由何种政治和经济制度都不能，平心而论，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生产发展和技术力演进在提升了人们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也让贫富差距更加巨大化，世界化市场将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差异愈加彼此明显，知识和信息传递越发容易的现在，人们却发现自己面对浩瀚的信息海洋越来越弱小无力。
无论是好是坏，这都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或者说，那些原始落后层次的自称“革命”的反抗，并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任何一揽子的世俗解决方案也都证明根本无能为力。
因为当人类创造的技术产物日益充斥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们人类自身的革新，却微不足道，所有的技术、组织、管理知识、运营法则，都在随着文明演进不断复杂化，而人类自身的自然大脑能力提升却远远赶不上这个发展，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所需要进行的训练越来越繁杂，这注定了那些没有或无力投入足够时间和成本进行自我训练的人，在这个世界中将会日益相对贬值，实际地位愈加微不足道。他们仍然具有力量，只不过由于缺乏训练，他们没有机会将这些力量投入建设性工作，而只能在痛苦和困惑中进行破坏。
幸运的是在作者这本书结尾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二十年后的现在，似乎已经有一定的缓解方案——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但确实有相当效果。
这些年泛滥的廉价娱乐消费让人们免于思考大部分这种痛苦和困惑，用革命者充满恶意的角度去叙述的话，这些娱乐腐化了人们的思想，让他们（至少在大部分时候）停止了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处境的改善。但是从善意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实际上是技术力为人们原来永远不可能满足的自我实现愿望提供了广泛的实现（或者模拟实现）机会，而大众其实本来就只需要这么多而已。既然他们已经满意于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进行那些历史上已经一再被证明是徒劳无功，除了破坏和杀戮什么都没产生的悲情“革命”呢？所以娱乐业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实在功不可没，不知道好莱坞究竟替世界化解了多少次徒劳无功的血腥斗争。
但是，在娱乐至死的幕后，痛苦并未完全消失，我们真实的微不足道依然在日益加深，即使一个人全力以现行可能的方式进行个人层次的自我建设，面对依然在不断增长的技术力，他又能做到何种地步呢？
人类的知识总量仍在以几何级数加速增长，而每个生物人的学习能力却有明显极限，现在就连职业科学家对自己邻居在研究的内容也经常完全看不懂了，更不要提一般大众，对于充斥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技术产品的原理构造几乎一无所知——尽管这不妨碍他们享受其好处，但是这个趋势本身，却有些让人细思恐极。
这个恐极的内容就是，人类相对它们的技术产物，已经越来越渺小，这使得他们离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越来越远，没出问题的时候当然一切都好，可一旦出了问题，尤其是大问题，就不仅没有一件事情是大众所能控制其走向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人类可以控制其走向。正如没有人想要一战发生，但一战还是发生了一样，而二战的影响同样超过任何人可以预测和控制的范畴，直到今天以来，尽管人们在运用这些毁灭性力量上多少学到了那么一丁点儿谨慎，世界主要地区也还在长期和平之下。但是实际上我们我们自身的弱小，相对技术的发展却只有更加巨大了。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不进行根本性质的提升，而技术却继续以当下的趋势继续加速发展，自然人（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被技术的产物取而代之终究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守旧倒退完全不解决任何问题，那只会把未来的衰退立刻提前到当下，在现实的竞争中马上被那些继续前进的团体所彻底淘汰出局。
二十世纪至今的历史似乎已经给出足够的明证，人类已经无法依靠任何那些古典或“现代”的政治经济手段，来解决自身制造的困局，甚至连暂时治标都变得越来越困难，经济活力唯一来源看上去只有不断的创新，但是如果人类自身不进行革新的话，我们也不过是被自身的造物不断抛在身后而已。
在这个信息化和移动终端日益发达，信息的携带和传输都已经变得如此方便和个人化，下一步要技术改良的，也许就是人类大脑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也许是唯一能够将人类从眼前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只不过我毫不怀疑，那个时候，全新的人类也将面对更加伟大的挑战。
人类啊，认识你自己——这条古典箴言对于此时此地的我们，格外具有意义，这也许是钟情于古典的我的唯一慰藉吧。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四)：拒绝遗忘与重估价值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的开头写到：他之所以要写这么一部著作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使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失去光彩。英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花费三十多年写就的近两千页的现代世界史《年代四部曲》也可以称得上这么一座高大的史学纪念碑。不过，这套著作纪载的并非全是人类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更多是人类重复所犯的错误及其留下的血腥教训。而且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些才是现代人更应该拒绝遗忘的历史遗产。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是英国著名的西马史学大师，父母是来自英国和奥地利在埃及结识并结婚的犹太人。他出生后一家人回到维也纳，后父母相继亡故，他又投奔在德国生活的外祖父，中学时即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希特勒上台，他又被送往英国祖父母家，在英国上大学时又加入英国共产党。 虽然身份问题给霍布斯鲍姆的职业制造过不少麻烦，但他一直守护并不断修正自己的理想，从未退党。他对马克思主 义学说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推崇备致，毕生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来讲述历史，即从政治和经济的内在关系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而在《年代四部曲》的开头，他就把十八世纪先后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看成是一个整体，并名之为“双元革命”。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双元革命之后，世界才逐渐结为一体，而记述这之后的历史才真正称得上世界史——之前最多只能算多线平行的区域史。当然，阅读这位如此睿智的西马史学家，人们除了对他宏大的世界史视角感兴趣之外，还会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这最好把他的历史观和政治经济观分开来看。 在历史观方面，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保持一致，对于那些从宏观的角度看更趋于客观的历史现象，他能精僻地演变出其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对那些更受个人意志影响更具主观性的历史事件，他则从深遂的人性角度尽力破解。也就是说他所著的历史绝不仅仅是纪录或深度追踪那种新闻式非虚构写作文本，而是条分缕析，深思熟虑的学术论文。而且他执意要把书写给大众，其散文风格就像另一位写过《战后欧洲史》的著名史学家托尼·朱特（也是犹太人）所说“完全没有爱挑剔的理论癖和某些年轻的英国同道身上那种夸张做作的理论自恋，文体干净利落、明白易懂（《重估价值》）。 在政治和经济观方面，他主张混合式经济，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没有好感，尽量避免提到他们，但又忍不住提醒那些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复兴的哈耶克信徒别忘了回头看看自由主义经济在大萧条时期曾经遭遇的挫折。他说： “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差到难以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公共记忆人，替大家记住那些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也许正因为对历史性往复循环过程认识的那么深刻，所以他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持保留意见，对公有制和政治集权仍抱有部分同情。也基于此点，一直主张“重估价值”对西欧原亲苏的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清算的托尼·朱特在《重估价值》一书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拿他没有退党的事大做文章。把他说成是一个“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认定他坚持斯大林制造的苦难有其抵偿这种观念不可原谅等等。 当然，如此非黑即白地重估这一 位睿智的哲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一个卓越的历史学家和历史一样就像镜子，谁重估他，他的读者也会重估谁——通过托尼·朱特写的霍布斯鲍姆我们会更理解托尼·朱特。由于霍布斯鲍姆认为儒家文化的骨干系统和与中共的群众路线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非宗教无神论上下贯通的精英组织），他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是对盛唐的复兴，这个观点有其道理，但也太过笼统。他的执拗让人敬佩，但是他这种带有自己政治观念的历史，应该小心的去看为好。 已刊于2014年6月《精英杂志》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五)：“年代四部曲”生动而真切地刻划了今天这个世界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读完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花了我一年多的时间，惊叹于作者的宏观把握能力，能把两百多年来受现代化波及的世界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写得不仅条理清晰，而且充满着可以触摸的质感。
第一部《革命的年代》开头就详细描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整个地球上各地的生存状态，现代世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然后工业革命来了，法国革命了……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城市化是怎样的过程，它19世纪在欧美发生时，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达到极致，并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同样发生时，都有什么样的过程。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今天迅猛城市化的中国，的确可以从已经走过的那些历史中看到自己。
作者不但在谈政治史和经济、社会史，同时也在谈科学史、艺术史，而且善于把社会文化上的各种趋势与时代的某些现象敏锐挂钩。
谈中国的篇幅不多，但不乏洞见。例如这一段：“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作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
书里没有注明这句话是谁说的，我查了英文版的书，也没有充分注释。我猜是访问过延安的哈里森·福尔曼，不知是否准确。
我查英文版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肯定会在译本中删除的那个事件，在原版中是否存在。我查到了，但也就一句话，轻描淡写且用词中性。
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现代性”，学者们都争先恐后对其进行定义，也许是当代中国发生的、我们可触摸现代化进程让我们明白原来隔岸观火定义的现代有所偏差吧。但再多的定义不能替代这本书所看到的，现代给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分别带来了什么，这才是“现代性”最鲜活的所在。现代世界早期产生的概念，比如“左翼”“右翼”在今天除了在巴西等少数国家（这是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外，在其他地方都已经与19世纪的概念大相径庭。“现代性”这个词因为本来就是现代化实践的产物，它的不确定性和词义游移的可能性只会比其他词更大。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六)：以历史之名回看20世纪——极端的年代
阅读本书过程中多次有相见恨晚的感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书写了从1914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20世纪3／4的历史。什么是历史角度呢？700多页的阅读过程中，我多次感到跟以往的阅读体验不同：一是题材方面。70多年的社会现实，除了中学历史课，我再也没有如此系统得阅读历史了。二是风格方面。我这一代生活在网络传媒、信息时代，虽然阅读过不少当代重大事件方面的网络长贴，深度报道或者纪录片。但是没有阅读此书给我带来的深度，宽度和广阔的社会视角。可以说，读完此书，不仅重新温故了中学历史课，更让我对现在媒体报道的重大事件：中东战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英国脱欧、强人政治、民粹主义都有了一种类似串联到一起“原来如此”之感。
我多次说到历史课，这也是阅读过程中最惊讶的发现：中学历史并没有欺骗我！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史实、判断与本书几乎一致，课本中提到的重大事件和判断与本书相当吻合。微妙的是角度和对史料的摘选。这个我也是模糊感觉，还没有细想深思具体的差异。当然本书要比历史课本的史料详尽很多，这比我们课本多出来的史料想必也应该根据作者立场剪裁梳理的史料。由此，这些更为丰富的史料一方面帮助我温故当代史，另一方面帮助我重建了这些大事件的历史情境。如果说，学习中学历史我秉持应试态度，强行记忆；那么通过本书的阅读，我可以说对这些事件终于心有所了解。这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宗旨：一位20世纪的当代作者为20世纪后半页读者书写的历史。作者希翼的是通过历史情境再建，读者能够了解这一连串的悲剧、愚蠢和残暴发生的原因。诚如作者所说“了解不是为了原谅”，但后人只有了解，才能真正反思，吸取教训，整装再次出发。如果无法了解，仅仅把前任的经验作为知识储存在脑袋，说不定那样的情境再次来临时，后来的一代将再次陷入前人的悲剧中。因为“了解是非常困难的”。正因此，作者说，历史学者才是专业的社会记忆人，帮助人记住那些不愿意记住或者疏漏的经验。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灾难的年代——从1914到二战结束；黄金时代——战后重建到石油危机前70年代；天崩地裂——从西方再次经济危机到苏联解体；每一部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书写，政治部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第三世界进行分别讲述。50年代以后的历史，作者还就青少年文化、自然科学发展专辟章节。书的开头有一段20世纪鸟瞰，与此对应书的最后有一章类似总结和展望：相当灰暗。或者说，我们已经处于必须改变的关节点，如果不着手变革，人类的前景非常暗淡。
第一部分关注点：1.不谈一战就无法了解二战。一战英法德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尤其法国损失惨重，这导致了二战期间，法国人的厌战。2.不谈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崛起，不理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对立，就无法了解英美对徳意法西斯的绥靖。3.凡尔赛和约确立的按照“同一民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划分主权国家为日后中东、印度、欧洲、非洲的纷乱埋下了祸根，遗祸至今。
第二部分关注点：1.苏联的困境。二战苏联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却没有得到欧美战时的承诺，战后被欧美孤立，不得不走向高度集中、计划的经济发展之路。2.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更本质的是指向帝国主义，谈不上对马恩的信仰。3.资本主义是相似的，但共产主义可谓各有不同。即使苏联，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即使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与波兰、捷克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管理的理解、信念和做法各不相同。4.50-70年代西方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石油2美元的基础上，依然存在不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5.青少年文化、消费主义方兴未艾。跨国公司的威力显现，于此同时国家控制力开始式微。
第三部分关注点：1.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当前的社会主义与马恩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有了很大不同。社会主义也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边界逐渐模糊，双方对立也没有冷战时那么尖锐。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面临困境。自由市场周期性的危机似乎是其本质；国家干预、计划固然能够克服经济危机，但代价也相当沉重——个体让渡自由、官僚管控、效率底下、权力膨胀2.民主自由与社会共识。选票政治的基础大众并不值得仰赖，说到底芸芸众生跟在乎自己的吃喝拉撒短期利益，而国家存在的价值则在于更高层面更长远的筹划、再分配与平衡。这也造成一项政策从大局、长远看符合公众利益，但往往无法得到公众认可。比如税收政策。作者干脆以美国为例，如果不进行幕后协商，这个国家根本无法通过什么决议。这也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困境：通过公开讨论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出现逆向选择，往往留下不好的政策；绕开公众的黑箱政治又违背了民主的本质。按照作者的话是实现“民有、民享“容易，实现”民治“难。3.民族自决与大国式微。无论中东还是苏联解体后，按照同一民族、宗教、文化划分疆界，形成了大量小国。这些小国纷争不断，直接原因固然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大国从中斡旋。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一旦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主权国家，建立的国家哪怕再弱小，大国想要强制通过军事行动让小国臣服，难上加难。按照作者的话说“现代社会，大国即使击败对手，但难以赢得战争，即使赢得战争，也无法实现长期的军事占领“，现代战争已经“民主化”了，一旦爆发战争，战争即渗入到交战双方的全民。看看，一旦发起战争就对对方的基础设施、经济要塞进行打击，这损害的都是普通人的利益。同时，武装活动也越来越多得动员起平民。4.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宗教信仰已经式微，不需多说。伊斯兰极端势力并非秉持的宗教信仰，而是站在反西方的立场，打着宗教、传统的旗帜罢了。作者把共产主义也归为宗教信仰，不过是世俗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也可算为世俗宗教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是工具性的宗教，它承诺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承诺了传统宗教无法承诺的此岸乌托邦。这使得共产主义阵营中，除了少数先锋精英将热情、奋斗寄托于后代实现世界大同，对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期盼在于共产主义兑现此刻的承诺：优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承诺压力下，必须背负不断增长，不断进步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共产党都是现实派，是最务实的。因此才会各国才会说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也才会产生出各具特色的马恩思想吧。共产主义是不会有什么原教旨主义的。
20世纪短短75年，人类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冷战，核威慑、世界一强解体、民族国家分分成立却战乱不断……过去的一个世纪确实“不美好”，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却越发棘手：暴涨的人口（战后7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2倍）、恶化的生态、共识瓦解、治理无效、武器扩散、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泛滥。作者忧心忡忡得以此结尾“我们的世界，既有从外部炸裂的危险，也有从内部引爆的可能。它非得改变不可……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
读完此书，回到作者的写作宗旨——重建历史情境，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的确，我对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所了解，但想要一言蔽之的总结原因，很难。可以说，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跟随作者了解到20世纪7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背后微妙的社会情境，正是这些一幅幅相当连贯性的社会情境中（与碎片化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这些20世纪后半叶出生的读者终于对这些悲剧、愚蠢、残忍的事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对置身的社会有所恐惧。
Tips: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共产党员，并且终生未退党。他是英国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历史专业研究领域为19世纪。《极端的年代》按照作者的说法，是自传式写作。由于自身亲历历史，带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虽然是专业史家，但主攻方向并不在此，因此作者有很大的自由度。全书读来处处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流露，没有学术专著的枯燥；更为珍贵的是我感觉到（个人主观感受）作者力图超越左右意识形态窠臼，以史家超越的视角（史家专业的回望视角）多这些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力求使读者体会到历史事件所处的情景。也正由于这种风格和作者公正、力求客观的态度，赢得了东西方共同的高度赞扬。1998年被后来成为英国首相时任工党主席的托尼·布莱尔任命为荣誉伙伴，为工党提供建议。2012年10月1日，艾瑞克病逝于伦敦，享年95岁。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七)：死路
一战与二战，也许对于年轻人，已经只是模糊的名词。但如果不去了解当时的历史，历史注定会用另一种面目卷土重来。
从作者的角度，政治上的极端，想要永久的让对手臣服的想法，造成了各种极端的选择——永远限制德国的发展，永远孤立俄国，永远保持英法的大国地位……正是各种"永远"的理想化，造成了最困苦的年代。而在弱势、被限制的一方——德国与俄国，思维跳跃的“文人型”领导者（希特勒与斯大林），用他们更善于使用的嘴，而不是大脑，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德国）——煽动、鼓舞民族精神，反抗其他民族的压迫，进而统治其他民族。这样的想法，只有与群体思维方式更接近的文科式思维，才可以鼓动和利用。而希特勒，这种浪漫的文科式思维，更满足这种需求——这也是典型的《乌合之众》里所表达的群众的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科式的思维，对于破坏和动乱，会有更大的贡献——文科式思维用来破坏，理科式思维用来建设。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读后感(八)：说不完的二十世纪——霍布斯保姆“年代四部曲”之四《极端的年代》简评
二十世纪世界史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边缘历史，而中国对于二十世纪的世界而言，也是一个边缘的外邦。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已经成为“苦难——辉煌”式宏大叙述的一个脚注，充满了“革命”失败的颓丧和“改革”成功的辛酸。至于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还有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发生的事情，与中国并没有太深刻的联系。而法国的五月风暴和拉美的游击战争，往往因为中国学人的自高自大，也变成中国对于世界中心地带的独特贡献了。
身在世界中心的人看二十世纪历史会有极大的不同。“年代四部曲”中，我最为喜欢的是《帝国的时代》开篇所描述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全球”景观，对我而言是一个新世界。而作者用力最深、写得最为沉痛的当然是最后一部《极端的年代》，几乎是他以毕生所学概括了毕生所经历之世界的宏大图景。而“极端”一词是这位左派思想家对这个时代的精准概括。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各个大洲无处不在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两次全球性的大经济危机、各种极端的极权主义和毁灭人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还有商业、宗教、教育各领域千奇百怪的思潮此消彼长。更关键的是，作者本人也承认，二十世纪在思想方面确实无显著创新，相比于自信的十九世纪过于逊色，更不用说天才爆发的十七世纪了。关于二十世纪的思想，有一位牧师总结二十世纪十分精到：二十世纪不过是十九世纪各种乱七八糟思潮的试验场，二十世纪是没有任何创造力和艺术想象力的时代。
作者霍布斯鲍姆有几个身份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著作中。他的一生横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和那些生平几乎横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比如罗素、罗尔斯、波普尔、汤因比和布罗代尔一样，总是不停地追问“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如此”。他们往往以超越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生存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时代，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极其精确，却十分宏大。另外，他犹太人的身份，从东欧到中欧再到德国，再到英国，这是很多欧洲犹太裔思想家的迁徙路径（比如波普尔、阿伦特、维特根斯坦）。他们的思想本质上就有一种上帝中心的世界图景，还有深刻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见证了维也纳和柏林作为文化中心的衰落，以及身处外邦思考整个时代的孤独落寞。还有，霍布斯鲍姆不像波普尔那样年轻时代从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极权主义的批判者，他一生都保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执著，并且始终是以左派历史学者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他很好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分析那些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他关注一个时代的思潮，一个地区的整体格局，还有那些边缘群体的生活状态。他当然也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但他并不迷信经济改变一切的的理论。最后，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的本职工作终究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实证研究，搞清楚历史中发生的什么，特别是历史中的人经历了些什么。
上述特点都在这本《极端的年代》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霍布斯保姆的专业素养发挥得很有扩张气息。他的史学功底，对庞杂的历史资料的引用和分析，对历史上人物留下言论的剖析，还有他对政治、艺术、时政、劳工等问题的持久关注和精妙的见解，往往出其不意地出现的字里行间。他能够通过艺术作品的光景去看见历史的隐秘角落，分析出这个时代的内心世界，而这样的段落隔一些篇幅就出现在书里面，不由得让人惊喜。作为犹太人，作为左派知识分子，作为活跃的社会评论家，霍布斯既深深地参与世界，却能在写作中保持情绪的节制。面对二十世纪的愚蠢、罪恶与不幸，一般人很难压抑住情绪，不去批判或一些事，或者变得消沉颓废。但是在本书中，尽管面对这些苦难，我们却不会被打倒，因为里面有一种力量洋溢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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