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10篇

2018-07-26 文摘大全 阅读: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10篇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一本由罗新著作,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元,页数:1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一):耶律阿保机之死存疑

  首先罗新老师这部书考据精细,关于内亚文化探微独到,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书籍,不过对附录耶律阿保机之死罗新老师给出缘由。心有却疑虑。

  罗新老师在在书中说,耶律阿保机继汗位应该有一套,纵马,坠地,丝带绕颈,昏迷后所出在位年限,阿保机因为说出的时间较少。所以在称汗后,又称皇帝,还召集诸王,皇后,皇子。预期大限。

  在征服渤海国后,返程途中,兑现诺言,死亡。

  如果按罗新老师所说阿保机是为了兑现这一套诺言,为了家族一系皇权传承稳固,在契丹民族塑造出伟大特质。阿保机在了却征伐之事后,选择死亡。对此,有几分疑问。

  为什么死前把太子封在东丹国。征服渤海国后,阿保机将其改名为“东丹国”,采用“天、地、人”三才之典故,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并赐予其天子的冠冕。显然耶律倍毫无疑问的是耶律阿保机的继承人,但是如果耶律阿保机之死,确定是在诸王,全程所知,为什么在权利交接的情况下,将太子留在东丹国?916年耶律倍就被封为太子,此时在渤海国,耶律阿保机进一步强化耶律倍的政治地位,而阿保机如果选择此时去世,耶律倍安排在东丹国显然对政权交接不利。阿保机如果知道自己的死期,难道不应该带着自己的太子班师,做好皇位交接安排。而之后,耶律阮在和母亲弟弟的夺位的政治风波,以及后续的世宗穆宗景宗,太子一脉和太宗一脉相互交替纷乱皇位争夺。显然没达到阿保机心中所谓传承稳固。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二):《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一部开阔思路的小册子

  

《黑毡》是用来开拓思路的,不是用来讲究考据的

《黑毡》一书,既不是标准的学术论文体例,又没有经由史学专著常用出版社出版,仅从书籍的形式层面看,摆明了这本书就不是一本有着充分论证的历史专著,而是一本引起外行读者趣味、开拓内行研究者思路的半普史半猜想性质的小册子。明确了此书的定位,才不会犯“拿着《三国志》的标准去苛责《三国演义》”那样的“错误”。而且,从本书文笔来看,虽然证据链很薄弱,但笔力放在那里、章法又很得宜,短小精悍且趣味盎然,引发兴趣、开拓思路还是足够的。

《黑毡》的结论需要时间与机缘的积淀,方能水落石出

  对于《黑毡》这类小册子,我们要有耐心,别急吼吼地去要求“确证”,我们这个时代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更不是历史解释的终结。或许三四十年后,在茫茫蒙古高原,有更加充分的石刻材料被发现,就像最近的燕然勒石一般,或者确否了《黑毡》,或者确证了《黑毡》,然而这些都需要时间熬、机缘巧,方能确定嘛,哪有那么容易?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当年陈寅恪先生的“隋唐两稿”,脑洞何其之大,不少细节也确实值得商榷。但人家就是脑洞清奇而独到,文笔精简而干练,以至于影响海内外中古史研究直到今天。隋唐两稿毛病再多,也是中古史爱好者绕不开的必读开山书目嘛。

一点读史方法论

  读历史相关书籍以前,一定要了解一下“作者信息”和“出版信息”,对作者这个人的经历,对作品的“方寸”有一定的了解与预判,而后再展开阅读。就拿《黑毡》举例,海豚出版社(及其海豚书馆的缘起一文)、57千字的篇幅,已经暗示你这绝不可能是一本重在考证、史料详实的著作了,你又何苦去缘木求鱼呢?

  换言之,细密论证型、前沿猜想型、断代普及型、专题通贯型、小说演义型的历史类读物,是有不同的读法的,一个好的读者,应当提前预判好所读历史类读物的类型,并明白自己的需求(求真、开拓、了解、猎奇、素材),找准主题与类型均配伍的书目,方能获得较好的阅读体验,拥有较高的阅读性价比。

  本书评删减自寒鲲的知乎回答:如何评价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其猜想能否成立?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三):作为贯穿中国历史整体的内亚性

  于“内亚性”之讨论,因晚期帝国时期文献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文献资料丰富而行之较易,而因中古时期文献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匮乏而行之较难。此二时期之史料性质又有巨大差别:晚期帝国时期今存大量一手档案及文书,可信度颇高;中古中国之史料除少量金石材料及出土文献外,多仍需依赖正史,而正史之成立又多经编纂、修订、流传,与原初史料之样貌已相去甚远。因此,中古史研究中就“内亚性”立说之难度,显然因史家囿于史料之限制而客观存在,而史家之考索,即便遍至其极,亦有相当困难,这显然需要注意。

  然而,这一客观困难所带来的立论之稀少往往自然将人导入一假象,即“内亚性”、“内亚视角”之名词只适用于“新清史”,只可行于“新清史”,从而内亚与清朝,满洲与满族,都成为自成一体的,独立于中国传统史观和历史叙述之外的“他者”。由是本书之最大价值或在于以极大的勇气和极细的考证将中古史的内亚叙述搬上舞台,从而试图消解上述之假象,将中国历史的中的内亚传统上推,进而呼吁学者构建连续、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内亚叙述。这一呼吁和构想本身的价值应当说大大超越了本书中几个细小的对于内亚传统的考证。

  众所周知,考证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当是“证据抵半,始立假说;证据周全,方可操觚”。本书中的几个考索在现有的举证上显然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尤其是对耶律阿保机之死做出的内亚游牧传统之解释,实在显得有些天马行空。然而,现有的反驳和批评,似乎也不能完全推翻罗先生的立论,尤其是对于举毡传统的考证。一种声音认为,举毡即位的仪式只是零散见于不同性质、不同语境的史料,可能只是历史在不同时空的偶合现象,并不能说明一以贯之的内亚传统。事实上,正确的看法或许应该恰好相反:正因这种独特的,并且与权力合法性密切相连的仪式能够穿越不同时间和空间而达到某种稳定性,它才正好能说明断裂中的连贯和变化中的不变,才应该触动我们的敏感神经并挖掘其价值。况且,作者还很好地解释了那种不稳定性的触发点,如黑毡演化成白毡与伊斯兰教的影响有关。

  内亚性的体现,未必都是我们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能够理解的现象。以丝巾勒住大汗的颈部使其在半昏迷状态下说出统治时间的做法在不熟悉游牧传统的中国士人看来或许可说是天方夜谭、匪夷所思。但原始宗教中以身体状态的转化来获得神谕的现象并不少见,因而即便耶律阿保机并不真是自愿死于自己的承诺,这一关于内亚民族即位仪式中的萨满行为的假说恐怕也难以简单证伪。汉地的历史记录者常常由于无法亲眼观察游牧民族的仪式(常常发生于宫廷之内或宗亲之间),或因难以理解相关仪式而要么略去不表,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正面比附于华夏传统,要么负面贬抑为邪魔外道。元末明初对于元庭内部一系列藏传密教仪轨的妖魔化描写和评述就是最后一点的极佳佐证。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若想要厘清任一断代中的内亚传统,就不仅需要对基本史料超常地熟悉,还务需对围绕内亚传统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文本背景和语境有极佳的敏感度,从而能够做到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在本书中,作者还通过西方的二手文献材料间接利用了某些波斯文文献和西方传教士的记录,对于充实史料证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中国的内亚传统,除了可以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献本身出发外,还可以从更加外围的观察者眼中寻找线索。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再将自己的语言工具扩展至拉丁文、波斯文、俄文等等。这其中所下的功夫自然是泛泛之学所不可比拟,但其所产生的学术突破也显然是泛泛之作所难以企及的。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四):换个视角看历史

  罗新的这本《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与此前所读徐高阮的《山涛论》同为海豚出版社的“海豚书馆”丛书系列(小精装)。篇幅小,有内容。海豚社凑在一起的那帮人,搞出来的选题都还不错。尽管有些也华而不实,但总体还是值得肯定的。

  读这本书,可说有两个缘起。在确立魏晋南北朝专题阅读之初,本书即在书单之列,可谓“元老”。最初关注到罗新,应该是他通过他发在《上海书评》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新清史”之辩。此其一也。而最直接的则是因为前书(田余庆的《拓跋史探》),破格提拔,插队将其提上阅读日程。田余庆先生在该书的《前言》末段提到,“北大的罗新君与我长年相处,协助我搜寻资料,斟酌意见,操持各种繁杂的修改事务和电脑工作,而且反复再三。罗新现在远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我期待他带回成果。”由此可见,罗当为田的助手。当时就在想,《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是否为其带回的成果?还是更早或更晚的作品?没查写作年代,暂不确定。所以,就有了这次提前而来的阅读之旅。

  事实证明,调整后的阅读顺序才是对的。最优方案。也可谓是歪打正着。罗书有多处就是由田著所生发,并做扩展和补充的。(这个留待下文再做详述)

  这本小册子,薄薄百余页,三篇论文,共三万来字,花了半个上午就读完。第一感觉是文字流畅,文笔很好。不像徐高阮的,因为年代久远,很多民国的表达方式,现在读来拗口。第二感觉才是论文本身。作者以北魏孝武帝的“即位仪”(举毡立汗)为切入口,梳理中外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发掘和探讨被遮蔽、被忽视的“内亚传统”,并指出其连续性和继承性。基于推断,作者得出结论说,“举毡立汗无疑是内亚草原古老且富有强韧生命力的政治文化传统。”他还提出要以此为方法论,来研究内亚草原民族史,甚至重新认识华夏史。“把内亚史与中国历史平行看待,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历史单元之间是泾渭分明,决然可分的……这两个各自独立的历史单元之间,始终存在着接触、交叉和重叠,中国史与内亚史的这种重叠交叉贯穿了全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

  此前读王明珂,膺服于他的“华夏边缘”理论,开了一次脑洞;后来读杉山正明,他的“欧亚世界史观”,也颠覆了很多认知。但是,关注到“内亚传统”,还是在罗新的这本书。如果说王明珂的“华夏边缘”论,其立足点还在于“华夏”,那么,罗新谈到的“内亚传统”问题,则是突破了“华夏”(并非抛弃)。这种视角上的转换,很具启发意义。读后,有豁然开朗之感。

  作者还提出,田余庆先生有关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研究,甚至其收入在《拓跋史探》一书里的各个篇章,都是“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研究范例。

  其中,北魏天赐六年(四〇九年)十月戊辰夜,清河王绍率亲信突入宫中杀死道武帝这一重大事件,田余庆在其《拓跋史探》里多次提到,并作过详细分析。在杀死父王道武帝后,清河王绍与群臣对立,从门扇间对群臣说了句令后人费解的话——“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田余庆认为,此时道武帝已死,此处“我有父”当误,并认可《资治通鉴》所改动的,改成“我有叔父”。对这一似乎已成定论的解决方案,罗新提出了新解。他认为,这句——“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本是即位仪新君与拥戴者之间对话某个环节较为固定的套话。“其实是立汗仪式上的一句话。他以这种方式宣布道武帝已死的消息,并试图获得被拥立的机会。”也就是说,清河王绍突然冒出的这句令后人费解的话,是将此时此刻转化为立汗仪式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王公大臣的“惊愕失色”,不知所措。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不是特别有说服力,但也可备一说的,是对“耶律阿保机之死”的推论。作者从《周书》记突厥人立汗仪式:“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再旁征西亚多则相关的记载,说明立汗时是规定年限的,而且这年限是要被拥立者在“神情瞀乱”时说出来的。耶律阿保机当时就因为未能保持清醒,说出了一个不够大的数字,以致于任期早早到了,人还很长命。“从今天读史的角度去看,杀死继承者的母亲和叔父,如果还不足以令人震惊,那么如耶律阿保机这样杀死自己,或让自己的夫人杀死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思议的。”言下之意,耶律阿保机可能是因为任期已满,被执行死刑,或自杀。这也解释了,为何耶律阿保机能准确预言自己的死期。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震惊”。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将信将疑。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五):内北亚而外中国

  近二十年来,新清史可能是对整个中国史研究造成最大冲击的学术流派,其影响力不仅逐渐超出清史畛域,同时也给其他领域的有心人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与借鉴。只是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不少抱残守缺之辈总是在“清朝是不是中国”这样吸引眼球但其实无关紧要的枝节处纠缠不清,以至于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白白浪费了新清史在范式革命上带来的全新方法论。

  如果我们跳出意识形态带来的画地为牢,其实不难发现,在西方学术研究整体左倾化,因此与过去相比极其关注被主流声音掩盖中的无声者与失声者的大背景下,新清史只是应乎天命,顺乎人事,本身未必带有某些人想象中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恶意。将学术研究政治化从政以后再考虑也不迟,单纯的学者就不必越俎代庖,自讨没趣了。

  作为一种方法论,新清史最着眼之处不在于运用汉文献以外的语言资料,也不是全球史观式的将格局放大到内亚与中国互动联系上——这里提到的前两者并非不重要,但是统一到后者当中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内亚诸民族与中原互动时曾经令人费解或被漠视忽略的行为逻辑——即视内亚的异族征服王朝与游牧集团们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有自己的政治传统与文化诉求,并且从始至终其内部都存在维持其独特性的暗流,不能简单视为中原王朝政治文化上的傀儡或附庸。

  由于传统的历史书写与研究由中原儒生所垄断,同时又鉴于华夏文明自以为巨大的文明优势,以及书写者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汉语文献很少关注或分析游牧民族的风俗制度起源与变化,其价值主要在于作为自我建构的荒服体系的配角,从属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同心圆当中。即便蛮族入主中原,(在儒生们心中)也必然会被以夷变夏,也就是所谓的汉化而同化,进而形成新的华夷秩序,因此这种同心圆的叙事结构却不会发生变化。直到鸦片战争,华夷叙事才被中西叙事取代,但是内亚从属于中原的思维模式却不曾更易。

  而新清史的革命性首先在于他们继承前人比如拉铁摩尔的视野,利用满文档案提醒人们满洲君主在统治中原与内亚时是以不同的面相而同时存在,应地制宜按照殊绝的统治术治理各地,他们不仅是中原的皇帝,同时也是满洲与蒙古的可汗,藏传佛教的保护人,与回疆的征服者,满洲从来没有放弃保持自身民族独立存在的努力,进而顺水推舟地让人们意识到内亚诸民族是一个平行而非从属于中原的世界,必须深入理解内亚内部的游戏规则才能理解内亚。受其影响者就此触类旁通,回过头观照中国古代其他王朝与边疆的互动,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尽管因为种种脖子以下不能被描述的缘故,新清史的思路在汉语学界的传播不尽如人意,但是也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转换视角重新审视时间以外的往事,罗新先生《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就是汉语学界对此的回应之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固然提出了从自成系统的内亚出发,建立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的口号,然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做出的实践却与这宏大的野心并不匹配,因此只能视为投石问路之作。可贵之处在于虽然论证稍显无力,但脑洞清奇,思路有趣,对历史的解释自成一家之言,让人不禁期待作者更加成熟的作品问世。

  本书的论证大体分为递进的三层:

  ①首先从北魏“代都旧制”即举毡立汗切入,指出这种仪式及其变种——举毡前的问答对话,奉宝剑与新君,可敦与可汗同坐黑毯,七贵人一同举毡,镀金的宝座,贵人奉上盛满的酒杯,臣下欢呼,新汗大赐财物通夜欢宴等等——散见于从满洲到中亚,从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内亚不同民族中。由小见大,这种举毡立汗也可能是内亚其他民族的重要仪式,只是史料不曾记载而隐晦不彰。同时极有可能内亚各民族间存在一种具备独立性与延续性的历史传统——所谓连续性意味着“在与外部政治体、文化体发生接触并接受影响的同时,内亚各游牧人群所建立的政治体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保障内亚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能获得连续的传播与发展,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

  ②然后他大胆地以之为前提,认为目前根据史料只发现拓跋鲜卑、突厥与可萨中的部落大人们在举毡立汗后,有以丝巾绞被选举的新任可汗之颈,让他在极为昏迷的状态中吐露在位的最大年限,以限制可汗的个人权位,保障部族内部权力平衡的风俗,如果我们相信内亚传统存在延续性的话,那么该制度也极有可能存在于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的内亚各部族当中。

  ③从②出发,罗新先生在最后的附录当中给出了耶律阿保机之死的解释,其自我预言三年后命归于天的原因是由于出身迭剌部的阿保机突破传统,取代过去垄断汗位的遥辇部获得契丹汗位,受到契丹各部的反弹,在选汗仪式上参与者很认真地遵守传统,真的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以至于不幸只说出一个较短的年限,导致在位期间不堪契丹八部对其久久恋栈不去的沉重压力,在几次内战后不得不承诺换届时间,同时他又试图更改君主继承制,将传统的兄死弟及变为父死子继,是以最后依靠三年内消灭渤海国的战功以及之后的自杀神圣化自己,从而将新型继承关系在传统中升华,使可汗与皇帝的继承,从此局限于阿保机的后裔当中。

  这三层论证论据可靠性层层递减,因此其趣味性也层层递增。第一层论证论据较充分,可能性极高,但第二层起就出现断裂,罗新先生大胆的揣测并非不可能,但同时也会有想当然的风险,别的不说,书中对有限史料里三部落将新立可汗窒息使其说出最大年限的考据便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由是第三层的论证对耶律阿保机之死的解释越引人入胜,我们就越需要警惕小说家式叙事的危险,大胆猜测需要小心论证,只有建立更加清晰可靠的证据链才能使本书对举毡立汗前后事的考据,与北朝史如对“子贵母死”、“阴山却霜”的经典论述并列。

  当然,诗性的真实也未尝不是一种真实,毫无逻辑的观点同样可以契中事实,从个别中也可以敷衍出一般规律。就本书的价值而言,除了提供一个论证稍显薄弱但很有解释力的观点以外,还在于可以让人触类旁通,给予全新视角上的启发。虽然罗新先生最大胆的猜想,也就是阿保机之死未必真的是因为契丹八部中也有拓跋鲜卑式的在立汗时促使可汗昏厥,让其在半昏半醒之中说出在位年限的风俗,但阿保机是因为游牧民族首领向亚细亚君主转型过程中受到试图维护各部族自身独立的守旧势力反弹而暴死却是极有可能的,一如拓跋鲜卑的“阴山贵种,代北神君”们在制度转型的过程里自身与家人纷纷因此而横死,而这是传统的汉文文献记载阙如,语焉不详的地方。一方面汉人儒生往往不属于统治者的核心圈子中,因此只能靠脑补想象;另一方面汉文文献的写作者多半是后来的记录者,因此总将制度转型已经成功的当下比附草创时期,那些不合记录者心中常理的往事或是被忽略,或是以中原的逻辑予以解释和补足,使之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本来样貌。

  从游牧民族的军事民主制向农耕民族的独裁君主的转变,本身就能凸显内亚世界对中原的平行。从人类学上来讲,游牧与农耕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前者所能供养的人口往往只有后者的十分之一,单位面积所能有的出产极少,因此难以出现万人以上的城市乃至国家,所谓帝国充其量不过是部族联盟罢了,远不能与农耕民族以官僚制为骨架的统治机器相比拟,是以当人口达到一定上限以后不得不剖析部族,将一部分部众分离出去,去寻觅新的草场与水源。

  因为生存艰难,因此草原上很容易爆发竞争生存物资的战争,导致游牧民普遍好勇斗狠,嗜杀成性。同时因为武力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也总是显现出尊重勇士,看重荣誉的一面。这样因为环境而带来的复杂性在农耕者身上同样存在,既性情温和,又虚伪怯懦,环境塑造人可能远胜于人对环境的改造。

  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人就等于战士,因为人口稀少,战事频繁,每个成年男子对部族的生存都很关键,因此自由人的生命非常金贵,就算杀人也不会以命相抵,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典》的立法精神就体现了各游牧民族的一般准则,其规定自由人杀不同阶级的人最后也不过按死者的身价进行赔偿罢了。这种习惯就算在征服农耕民族后也往往会保留,比如蒙古人在统治中原之后是按不同民族的习惯法进行判决,因此如果蒙古人杀了汉人由于蒙古法里人命金贵,所以只会赔偿牛羊,而汉人杀了蒙古人因为汉人习惯法里人命低廉,是以会判汉人死刑。现代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蒙古人的种族歧视,但实际上蒙古人杀蒙古人最后也不会以人命做抵偿。

  就算形成统一某块地域的国家,在缺乏有效的统治技术以及单位面积土地承载人口有限的背景下,主导者既不可能像控制郡县一样控制每一个地域,也无法像农耕民族一样形成具有绝对优势的首都,就算占有最肥美的草场,也不得不不定时地分出日后可能向宗家挑战的分支,是以在征服农业民族以前,草原上的国家总是以部族联盟的形式存在。再加上能够在草原上发展壮大的部族必然有武力做支撑,因此就算单独的从属者势力不如主导部族,但各附属部族在主导部族面前也有一定的话语权,绝非纯粹的附庸,各部族因为离心力与主导者匮乏的统治机器的缘故,有很强的独立性。

  部族首领的继承也多半不是世袭,而是要由自由人的军事才能决定,通过自由民的一致选举而诞生酋长,也就是所谓的军事民主制。由游牧民族转型的西欧各国在中世纪形成的议会政治,其最早的原型便由来如此,即孟德斯鸠所谓日耳曼人在黑森林时的体制,即便日后转型为封建王国,也依稀能看到痕迹,中世纪国王登基往往要有国内贵族主教长者的欢呼的仪式,这便是早期酋长在部落自由民一致举起武器拥戴认同方能成为领袖的残余。

  传统即便趋于消亡,其力量也往往超出凡人想象,英格兰王国要到诺曼征服以后四五代君主才确立父死子继的制度,有学者评价如果法兰西王国的卡佩王室如果不是凑巧十几代人子息绵长,并且个个有能力,选王制可能依旧会存活于西法兰克王国。因此入主中原的内亚征服王朝,也同样会遭遇非常痛苦的新旧势力拉锯,王室渴望加强人君南面之威与部族长老自由民们希望维护自身的独立都是出于人性。传统的研究往往站在汉化的异族君主的立场,忽略了嵌入中原的内亚世界自身的诉求——他们一直试图在中原也遵行内亚世界的游戏规则,自然对后者着墨不多。

  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自罗马灭亡以后,除欧洲之外,世界上其他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农耕地区却都没有出现立宪政治,对内亚来说,中原就好像一个无底洞,引诱无数游牧民族飞蛾扑火,却永远都填不满这个深坑大渊。诚然,西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是以成为继古典世界以后唯一能孕育出议会政治的孤例,内亚与之相比当然天差万别,但与中原相比,内亚也明显更有亲缘性。如果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绝非毫无意义,就像罗新先生在书中所言的一样,我们站在内亚的立场上进行研究,最后的目的依旧是为了反观中原。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六):历史的不同维度

  蒙元史课上老师推荐过的,说是一本精悍之作,可惜买了却没来得及看,至于今日始得遂愿。读了之后第一印象是这本书既能低头拉车,也能抬头望路,在一个外在的仪式上凿出一个历史层理上的绝大问题,论述了中国与内亚之间若即若离之关系:我们一向看作是不同民族更相迭起的拓跋鲜卑、突厥、回纥、蒙元、清等其实是有一个独立的的而且连续的政治文化背景的,中华文明的浩荡长河与这个内亚文明是彼此呼应彼此影响的。这本小书亲身上阵,以身作则,很好地在他的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研究,将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这个即位仪式开掘出了贯通上下内外的可能,以此类推,历史上的很多事例就解读出了别样的然而更具深度的信息(比如耶律阿保机之死)。让人感佩的是,作者意识到这个新鲜的充满可能性的解读维度之后,居然很谨慎地退后一步,看到了这种视角的对于中国历史和汉文材料的重大依赖性,其进可及,其退颇不可及,唯有在这样的学科素养下(这需要研究者不仅以中国史的传统和标准要求自己,也以内亚史的技术规范和学科目标来鼓励和约束自己),欧立得所说的“使得之前受到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台面”才会成为可能。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七):没有放盐的肉

  引言

  “政治仪式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表达”

  Janos M.Bak 加冕礼目的在于使统治权正当化,并使统治权呈现

  内亚政治文化有别于华夏传统自成一系

  理解中国历史连续性时,应认识内亚历史的连续性并理解两者关系

  中国具有强内亚因素的王朝史应形成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局限的理解

  一.孝武帝即位仪式与代都旧制

  北魏孝武帝元修是北魏的末代皇帝。528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残杀洛阳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家,夺取北魏政权。时为平阳王的元修逃亡民间隐居。531年晋州刺史高欢攻占洛阳,驱逐尔朱荣势力。532年高欢立元修为帝。534年元修与高欢决裂,高率军进逼洛阳。元修朝廷西迁关陇,欲依仗宇文泰集团抗衡。高欢入洛阳后另立元善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遂亡,东西魏并立之局面出现。

  西魏史料详细记载孝武帝即位仪式原因:

  强调孝武帝法统;讥讽高欢行事不合中原传统(相互矛盾,显示当时北方价值观文化情感传统认同的破碎与分裂)

  孝武帝即位仪式若非由《北史》(成书于唐)和《资治通鉴》详述,重要历史线索(黑毡)将永远沉没。

  具备文化与制度意义的是孝武帝即位的仪式而非即位地点

  代都旧制的即位仪式:七人承负黑毡,皇帝位于黑毡之上向西拜天

  高欢对孝文帝的尊崇与否定并存:

  立孝文帝血胤(同一血统的后代)元修为帝取代自己匆忙拥护的元朗,为起兵争取合法性,取悦中原旧民和南迁的代北集团,表明高欢明白孝文帝法统受尊崇的社会心理

  以代都旧制为即位仪式,有悖于孝文帝改制,为安抚早先投靠尔朱荣的北州武人

  因其统治的是充满隔阂的分裂社会,故其政治决策会释放混乱信号

  疑问:关于北魏平城时期的史料中,并无记载这一特殊的即位仪式

  魏收编撰的《魏书.礼志》详述405年北魏祀天大典

  康乐总结其五个特点:地点为城西、立七木于方坛上、后妃参与祭礼、女巫执鼓主祭、宗室执酒主祭

  386年拓跋珪称代王并祀天

  华夏传统观之,君主与臣下均称王,伦次僭乱

  内亚传统观之,君主已为可汗,臣下称王并未改变政治秩序

  传统间的冲突调适:398年拓跋珪改元天兴,即皇帝位,位北魏开国皇帝

  皇帝即位仪式仅在宫中行礼,并无郊祭,不及称王典礼

  内亚传统中,重大典礼的参与者非常有限

  结果:典礼常缺乏外部观察记录,神秘感强

  忽必烈祀天大典:“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元 王恽 《中堂事记》)

  代都时期负毡七人必与祀天典礼的执酒七人类似属于“帝之十族”

  元修即位仪式中权臣高欢居负毡中一,破坏代北传统

  高欢强调回归鲜卑传统,同时改造传统以服务于当前政治

  政治仪典是工具性极强的文化传统,极易受政治情势变化

  内亚游牧政治体古老传统:即位仪式中,被拥戴者以毡托举登上首领位

  魏收《魏书》称元修为出帝,为高欢势力在元修集团西迁后对其的称呼。西魏对元修的谥号为孝武帝,并未得到东魏认同。《北史》不采出帝而取西魏谥号。

  隋文帝重修魏史动机:为西魏争正统

  或可表明隋始尊以西魏为正统的史观。这一史观在唐时得到延续。

  《辽史》记载契丹皇帝祀天仪式完毕后会上马。马由外戚长者驾驭。马会疾驰,促使皇帝坠马,此时仆从会以毡将皇帝裹住。作者认为裹住之后,皇帝会被勒颈问居位年数。这一剧情走向源自《周书》对突厥可汗即位礼的记载。作者认为《辽史》漏记了这一环节并相信突厥与契丹的现存史料可相互补充。

  西蒙修士的《历史之镜》中记载蒙古立汗仪式中大汗夫妻被高举于毡上。这表明立汗仪式中需一并宣示可汗之妻可敦的政治地位。这则记录与《旧唐书》关于太和公主和回鹘可汗的婚礼相仿。西蒙修士作为多明我会使团成员之一于1245-1248年出使蒙古。作者提及关于此事最详细的研究是Gregory G.Guzman辛辛那提大学博士论文Simon of Saint-Quentin and the Dominican Mission to the Mongols

  史料相互矛盾的可能原因:信息碎片自身扭曲变形

  Ron Sela在研究中亚波斯文和察合台文献后得出的结论:举毡立汗仪式在16-19世纪中期的中亚普遍实行。该仪式源自蒙古帝国的即位仪式。

  Ron Sela研究的重点:随着政治权力和宗教文化的巨大转变,中亚政治体通过调整仪式细节以适应转变后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

  举毡立汗仪式得以保存原因:维持政权合法性

  立汗仪式细节改造:黑毡改为白毡,因伊斯兰文化尚白;七人举毡变为四人举毡,因16世纪后四埃米尔(中亚布哈拉汗国1500-1920和希瓦汗国1512-1920君主可汗统治下的封建领主称埃米尔)传统;女性不再位于毡上

  疑问:《周书》记载突厥有举毡立汗的礼法,西突厥是否早于蒙古将此仪式传入中亚?

  举毡立汗仪式意义:“内亚游牧世界象征性文化符号的跨语言、跨地区、跨时代的传播继承与发展,正是内亚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美妙诠释”

  指出同样具备资格的汗位候选人 立汗程序之一环

  意义:实践新君的政治责任;为构建新政治联盟奠基

  409年清河王拓跋绍杀害父道武帝拓跋珪,次日对群臣说:“我有父(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内亚传统观之,此为立汗仪式上的话。拓跋绍以这句套话将端门前会晤群臣的活动转化为立汗仪式的一部分。对曰“从王”是仪式习惯性力量所致。

  而后太子齐王拓跋嗣听闻都城剧变,入平城,皇宫卫士倒戈,将其二弟拓跋绍处死。拓跋嗣登基,为北魏明元帝。

  新清史的成功原因:具备内亚视角,看见了清朝历史的内亚性

  北朝后期内亚性消退趋势的解读:不同于汉化和民族融合。由内亚性的退出可看见历史“更层叠的关联,以及更多向的变化”

  史书中奇迹祥瑞的记录 多与诞降有关 作为改朝预备工作的一环

  辽太祖阿保机之死特殊之处:异象颇多 “扶余之变”

  现代史学家原则之一:以常理解释超越常理的史料

  立汗仪式预言在位年数蕴含内亚政治传统的结构性因素:

  会议协商机制;彼此承诺;轮流掌权的政治结构;汗权天授

  作者认为阿保机的语言年数是九年。916年本该退位时,他采取中原政治架构,称帝更新年限。

  阿保机选择死亡的原因:他希望将草原传统的兄终弟及制改为中原政制嫡长子继承

  阿保机宽待造反的弟弟们原因:契丹传统中弟代立为汗不是谋逆

  阿保机之死 置于草原传统接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的历史视野中 具有更广博的意义

  《中国中古早期的君位》 北魏前期许多皇弟死因不详 是为了避免他们在皇帝死后参与帝位继承之争

  西蒙修士记载立汗仪式结束后是欢宴。大车会拉来没有放盐的肉。我觉得,这是一个颇为诗意的隐喻。缺乏内亚视角的中国史料研究,大概可以这样类比吧。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八):學會用不同視角看歷史!

  回家的路上看完這本小書,感覺給我的震撼比隨手買的芥末花生還嗆(笑)。

  其實之前閱讀杉山正明等日本學者時就已經給我這樣的觀念,就是觀察來自於大漠草原上的民族,應該運用另外一種史觀跟視角去看待之。本書作者羅新做為魏晉南北朝史跟民族史的專家,告訴了筆者這樣的一個詞“內亞”-我才疏學淺,不知道此一來歷,不過這是用來泛指草原上的諸民族,當無意外-,他從北史中一小段記載關於孝武帝元修的即位儀式,那異於中原華夏,又被其它史書忽略的幾行字為引子,去找尋這個屬於內亞諸民族流傳已久的一種政治傳統,即,稱可汗之時,由親信重臣,或其他各部首腦擁在一條氈上旋轉,或反覆抬起等略有細節不同但大致上出自一源的舉氈立汗儀式,來說明其實內亞諸民族雖然在文字記載上較吃虧,但他們實際上也擁有屬於自己的傳統跟文化並且一脈相承,不在中原漢人或伊斯蘭、基督教等眾文明之下;同時,並且指出,有很多時候,一些歷史事件如果轉換一個角度去觀看,也許難解的謎題就能夠豁然開朗。但要注意的是,這些視角並非是彼此排斥的, 而應該是互相兼容並蓄。簡單來說,北魏、金、遼、元、清等各王朝,它們之中有屬於中國的成分,也存在著內亞性,固然不能只用一個視角去看待,但也不用矯枉過正,非要切割明白,而是要靈活運用。

  實際上羅新舉了一個例子,他發現遼史對於太祖阿保機的死記載很不尋常,又發現在三年前他就曾招集王公大臣預言自己的死期,這樣詭異的舉止曾引起清人趙翼的不解,只能強辨說是開國皇帝多有異能。但我們現代人不能這樣看待,羅新他引用內亞的即位儀式中有一段是:眾人用絲帛將可汗緊勒幾至氣絕,然後急問其當在位多久,且將驗證是否如實,如果超過其所說的年限,大臣就會將可汗殺死。他認為,契丹人也必定有此一習俗,而阿保機很可能在神智不清時說了太短的年限,以至於他必須要絞盡腦汁延長,好完成其將皇位傳給兒子的計畫。看到此處或許大家也會又對此一習俗感到困惑難解,但這或許就是草原上解決王位世襲這個困擾難題的一種方法。或許比起農業民族他們更喜歡“汗位當是有能者得之”吧。雖然今天你登上了寶座,我們可以退讓,但你總得說個期限,不能長久霸佔著,如果這樣去思考,就都說的通了。而這也正好說明了,如果只運用單一視角之狹隘及侷限性的問題。

  《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不是長篇大論的巨著,但是它給筆者的啟發性卻不小,書讀越多才越知道自己之膚淺,故在此跟大家分享與推薦之。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九):閒來翻書(八十八):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

  年初在上海書評上看到《耶律阿保機之死》一文,便大呼過癮,文中雖多推測之辭,而著重點出了其中所繼承的內亞傳統問題,爲理解北方遊牧民族政權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頗有收穫。

  此書之主題,乃在於從北魏皇帝即位儀式中的拓跋舊制入手,通論六至十六世紀內亞政權中可汗即位儀式的延續性,進而指出內亞傳統作爲一種視角與方法對於研究中國之“異族政權”及中原王朝的意義。可以說,由漢文中殘存的一小段材料,討論一個看似不大的問題,卻能夠提出一種新的理論思路,極具啟發意義。

  從即位儀式來看,數百上千年間,內亞各族群政治體之間雖未必有明顯的前後相繼、綿延不絕、如中原之王朝“循環”般的直線脈絡,但無疑地,他們共享著同一類文化傳統,且這一文化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尤爲重要的是,這種內亞傳統是相對於中原王朝的“他者”,具有獨立的發展歷程,而不能作爲中原的邊疆去看待。

  對於這一點,西方、日本學者似早有此意識。中國學者一方面囿於傳統的“中原王朝中心論”、“漢族中心論”;另一方面,則似受以現代民族國家之疆域限隔的“中國”史與“世界”史二分之影響,必然地將屬於今天中國領土內的北方遊牧民族歷史納入中國史範圍,而具有同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特徵的中亞民族則成爲世界史的一部分,涉及中國的部分很大程度變成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歷史。這既有人爲學科劃分造成的影響,也有民族主義等思想潛在的影響。

  這種視角的轉換,其實從根本上來說,也就要拋棄後見之明,掃去現代觀念造成的遮蔽,打破既成體制與意識形態的束縛,回到歷史之中,從歷史本身來說明歷史。回到各王朝、各政權、各族群自身的立場,以“同情之瞭解”去審視一切,則庶幾更接近於歷史的實相。

  當然,如作者已經指出的,傳統的漢文文獻,站在中原王朝的政治與文化立場之上,對於內亞族群的歷史記載多有或有意或無意的改造、遺漏、想象,這對還原內亞歷史是頗爲不利的,這就需要細心地爬梳漢文史料中殘留的隻言片語,同時輔以大量非漢語文獻的記載,如作者所做的那樣。這才能有效地以實證研究爲基礎,提出對於歷史的新解釋。對這方面未來的研究成果,我抱以熱切的期待。

  2014年9月2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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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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