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年代：1875～1914》是一本由[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一)：不论好坏，我们继承了这个世界
当我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长期接受“万恶的帝国主义欺凌弱国”这样的教育时，我并不明白什么叫帝国主义，本书带我初步理解了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名词。在经历自由主义无限制发展的30年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了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便是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国与国之间的关税壁垒是实现贸易保护的最有效手段。为了将本国的围墙最大化扩张，列强纷纷将从前的殖民地、原料供应地或倾销市场划定为本国领土或势力范围，禁止其他列强染指，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帝国。帝国主义对于列强来说是又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但对其属国来讲却更加堕入深渊。由于母国的压榨，属国完全得不到系统的产业升级或工业化机会。随着势力范围的划定，列强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分赃不均的摩擦。所以，表面的繁荣下掩藏的却是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直至1914年，我们迎来了帝国巨人的陨落。在政治层面，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是罪恶的，不过，在科技层面，也是帝国主义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飞跃。不管怎样，如今世界依旧是建立在帝国时代留下的基础或废墟之上。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百年革命创造了近代历史，带来了已开发国家和未开发国家的重要差异，即使与现在相比，这些差异还不算太大。
已开发国家和未开发国家在经济上差异明显，但是，工业，城市化也不完全局限于已开发国家，一些古老帝国也拥有自己的工业和相当规模的城市。诚然，北大西洋沿岸的国家被归为已开发国家，但在这个地区的边缘，也存在很多经济不发达，政治制度落后的国家，因其与西欧诸国紧密的联系，也能忝居已开发国家之列。
两大阵营在政治方面也差异显著，当时的先进国家拥有独立主权，大致统一，代议政府。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是直接的而非通过一些团体居间调停。男性公民越来越享有平等的权力。不过，已开发国家中也仅仅有个位数的国家是非君主制。文化方面，已开发国家拥有更好的识字率和平均文化水平。
然而，两大阵营最有趣的差异在于对进步的态度。进步在已开发国家中已经深入人心，大众已然相信世界的未知性，在二百年前，这尚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但在未开发国家，进步尚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看得见的改善，反而是破坏他们多年生存秩序的罪魁。进步是外来侵略者强加给他们，并由一些内部叛徒进行推广的。在这些国家中，精英集团的专制统治能够推动进步，那这些独裁者们便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却是矛盾的。而且，对于进步是否可以带来社会环境的改善，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确实，在持续30年的扩张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危机，这对资产阶级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第二章 经济换挡
在历经快速发展的30年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萧条，产品的大量生产导致价格的普遍下降，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皆是如此，因此，各国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来缓解这场经济危机。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各国通过关税保护本国产品价格，促使各国工业更加关注内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国的进步。在国内，通过集中生产降低成本，通过科学管理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政策促进了垄断集团的诞生以及职业管理人，白领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对外投资和瓜分殖民地也是各国采取的办法，促成了帝国主义。不过在大萧条过后，世界经济却迎来了又一场飞跃式的发展。
帝国时代的经济有如下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理范围大幅扩展，也更加多中心化，英国不再是工业国家的单一中心，不过也凭借其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优势。其次，新一次科技革命带来了更新的技术。此外，资本主义的企业结构出现转型，市场结构也逐渐转向大众化，第三产业大幅增长。最后，政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帝国意为由一个先进地区支配广大落后地区的世界。这个时期，英美法德等欧美强国瓜分了非洲、大洋洲的所有领土，在拉美、亚洲划定了势力范围，形成了一个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确，这个时期拥有皇帝称号的人也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
为何会形成帝国？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是其中一大原因。盛行于这个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各国争相扩大“国内”市场，最有效的方式便是扩张领土，将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至于贸易保护网之下（当然这也是美好的愿望，一些国家并未能有效建立母国与殖民地的经济联系）。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对殖民地也有不同的需求：以金融为支柱产业的英国在殖民地扩大金融投资，为了维护其核心投资区印度的利益，英国也占领了从不列颠到印度的所有战略要地（这也造成了日后英国殖民地的繁荣经济），法国为维持其庞大陆军需要从殖民地抽调大量人手（这也是现代法国人种复杂的原因之一），美德等国更注重本国实业的发展，而将殖民地作为原料供应地。
发展殖民地也有助于缓解国内矛盾，对外征服对于民族国家来讲无疑是最强的驱动力。似乎也只有工人阶级对于殖民地抱有些许敌意，因为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可能会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
母国对殖民地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经济方面，殖民地在母国经济体系中有明确的分工，所以并不能进行健康的工业化发展。殖民者把旧世界的宗教带给土著，对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土著中的精英分子受到了西化教育，这些精英往往左右了殖民地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成为脱离殖民统治的中坚力量。现代民族主义也传入殖民地，成为其独立运动的催化剂。
殖民地对母国的影响要小的多，人种优劣说给了母国人充分的自豪感，也许只在宗教或艺术领域，母国会对土著另眼相看。殖民地的异域风情给母国人带来消遣品，并更加提高了他们的优越感。
然而，看似稳固的帝国主义其实充满了不平衡。母国国内越来越倾向民主制度，而在殖民地却依然是独裁统治。这种自相矛盾也为其崩塌埋下伏笔。
第四章 民主政治
自由主义者们在上个时代作为政治上的反抗者为西欧国家引入民主政治的概念。如今，成为统治者的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来自这个时代政治反抗者们的民主诉求。投票权的扩大是首当其冲的，各国的选民人数出现了数倍的增长，部分国家的大多数成年男性已获得选举权，妇女投票权也不再是天方夜谭。各国政府试图对普选带来的民主进程加以抑制，如控制议会的权力，设立二级议会，将投票过程复杂化等，但充其量不过是延缓了民主的脚步，根本无法阻止其前进。于是，政治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精英政治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不过，这个时代的选民个人并不能有效表达其诉求，多数选民的利益是由新兴的政治团体为其表达的。这些团体包括工人阶级、旧式小资产阶级、新兴的白领、教会、小农等，很多团体有先进的中央——地方性架构；其组织目的不再是具体的诉求，而更偏向意识形态化；古老的区域性运动也逐渐被更具全球性的运动取代。所以，团体具备了政党运动的雏形。所以，组织政治取代了名人政治。不过，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组织可以取代其成员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能轻易支配组织。
民主国家带来的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如何维护国家的团结；如何维持国内精英分子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政策的持续推行，尤其是经济事务的政策；面临以社会革命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威胁时，如何保卫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帝国主义和对外扩张可以有效转移国内矛盾；增加国内福利和保障能够减少民众的反抗和不满；固定的文官系统有助于政策的持续性执行，而不受选举的影响；为了赢得民众心中的正统性，政府通过创造仪式性的节日、国旗、国歌等与全民性的娱乐活动相结合，加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总之，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可以说惊险的调控措施驯服了民主这头猛兽，让它能够为自己更好地服务。虽然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点进步有些微不足道了。
因此，民主政治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属性，只是在某个特定时期，资本主义能对其进行完美的利用。二战爆发前夕，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民主的抛弃对此进行了良好的注解。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再次牵手，但是这段蜜月能否长久持续，仍是一个未知数。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欧洲世界（英国除外）并不占大多数，但是，在一些新兴工业城市，已经是第一大群体。随着普选权的扩展，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已不容小觑。但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工人阶级的群体却是由一些松散的群体组成的，不同的地域，工种，信仰，语言都会让这些群体互相之间难以协调，信任。所以，社会主义者们必须利用空洞的意识形态来捏合这一盘散沙。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现象也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融合：白领阶层的出现让体力劳动者的地位与较高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的政策法律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起到越发重要的作用，为了对其产生影响，工人阶级也意识到团结的必要性。如果说美国梦是个人梦，那么欧洲梦便是集体梦。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劳动群体，对于农业人群也有了更多的关注。这让无产阶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然而，阶级意识的成长不能完全等同为劳工运动的成长，劳工运动的根本却是抛下一切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方面的进步让工人阶级感受到切实的改善，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具备发动革命的条件。
所以这就成为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悖论。坐拥庞大的选举团体，却不屑于加入现行的他们嗤之以鼻的选举制度，只能以空洞的革命口感年复一年地进行号召，却始终无法发动革命。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这个时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上一个时代，仅仅是几个强有力的民族才会提出民族国家的诉求，这个时代有更广泛的民族提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的口号，这无疑是民族主义更广泛传播的体现。伴随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口号也被提出，并被政治右翼接收利用。民族国家越来越被认为是实现民族自决的唯一途径。然而，国家民族主义在凝聚了该国主要民族的同时，也给其他无法融入或不愿融入主要民族的群体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为什么其他民族不愿意融入主流民族？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殖民地，很容易解释，因为宗主国民族对殖民地土著有强烈的歧视，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颇高，在当地拥有很高地位的土著也不例外。将视野放回欧洲本土，同样存在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歧视。即使其他民族愿意融入主流民族，主流民族也不愿意给予其完整的公民身份。同样，在新世界，一些来自旧世界的贫困居民本来缺乏民族意识，但在一个被主流群体排挤的社会中，拥有共同语言，接近的血缘关系的群体自然地萌发出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不再单独是一个虚拟社会，而成为了人际关系的真正网络。民族迁徙的情形越甚，产生的民族意识便越强。因此，就新的民族运动来说，流亡往往是他们的主要孕育期。
语言是构建民族的重要元素，早期的民族国家都建立在已被广泛使用的方言的基础上，在这个时期，一些民族为了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不惜创造出其独有的民族语言，一些早已近于消亡的古老语言（如希伯来语）被重新挖掘和再创造，作为其民族独立口号的载体。民族语言和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正反馈循环，一旦建立，便形成了不可逆的民族意识。爱国主义同样与民族主义相互促进，因其产生的排外性也进一步促进民族主义和政治右派的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更加促进了右派的坐大。除此以外，当民族主义与宗教因素、社会主义等更具体的和有煽动性的意识形态结合时，也能够起到对民族意识更进一步的刺激作用。民族主义如同癌症一般，一旦出现，便无法磨灭，并且善于利用各种载体促进自身的发展。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资产阶级的界限在这个时期愈发模糊，受雇佣的非体力劳动者成为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收入跨度广泛，心态上越发向上层人群靠拢，决定这个群体与下中层阶级分界的并不完全是现有财富的多少，还包括很多社会因素。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分类法，此时的教育并不单是为了获得更多生存技能而设的，更多时候只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因为支付教育费用并延迟下一代的工作年龄并不是中下阶层能够负担的起的。与此同时，教育也是同一阶级青年建立社交关系的主要场所，各种所谓“公学”实际上只是上等阶级的私有资源。体育也是阶级的天然分界，一些体育活动需要昂贵的器械和场地费用才能进行，即使有门槛较低的运动，想要达到较高的运动水平也需要大量的业余时间来练习，这种业余时间对于中下阶级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如果运动职业化，那这种鸿沟就会立刻缩小，因为即使是穷人也可以通过体育赚钱生活了。这就是早期奥林匹克运动极力排斥职业化的原因。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逐渐确定下来。上层资产阶级继承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远郊的别墅，频繁的互访社交成为主流。中产阶级们也可以享受舒适的私人生活。奢侈，攀比之风也愈发盛行，资产阶级正在背离前辈们勤俭奋斗的传统。
第八章 新女性
女性解放问题在这个时代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工业化时代的早期，女性地位受到不小的削弱。家庭作坊时代的女性是有一定经济地位的，然而到了工业时代，男性雇工成为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经济能力的女性其社会和政治地位自然下降。而由于社会公认女性不需要养家，所以即使参与同样的工作，其收入依然远小于男性，这个时代的工资铁律就是，够用就好，绝不多付。到了这个时代，随着办公室工作机会的增加，不少女性成为白领阶级，在心态上不甘落后的她们掀起了女权运动的反弹。
女性地位提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受教育程度增加，其二，行动更加自由，其三，因其家庭采购负责人的身份，受到市场的重视。
然而其政治地位的进步是艰难的。其激进的改革诉求逐渐与社会主义运动走在一起，宗教政党和自由党政府却对其大加阻挠。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对其也并不是无条件支持，由于低工资的女性是工人阶级的潜在对手，因而工人阶级也从本能上反对她们。不过，因其越发重要的社会地位，各国也逐渐实现了女性参政权。
更激进的诉求包括让女性脱离家庭的束缚和性解放，但这种诉求并不存在较大的可行性和群众基础，如同无政府主义般，随着社会的定型而归于沉寂。
第九章 文艺转型
这个时代的文艺不再是精英文化，而变成了大众传媒，昂贵的剧院门票转向低廉化，电影的诞生更促成了大众艺术的普及。艺术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所有物，无产阶级也能分一杯羹，这同样也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分水岭。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数学和物理学在这个时代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但带给大多数科学家的并不是乐观，而是茫然。尤其是在物理学界，两百年来被公认为
物理学基石的伽利略和牛顿力学体系被轻易推翻了，即使当时很多物理学家不愿承认，但量子力学很快成为主流。数学界也同样，新的数学研究不再与应用相关，而变成了纯理论的学科，数学家们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科学与大众甚至与科普界的分野越来越大。如果说以前的科学还带有一些直觉的成分，这个时代的科学已经成为完全的实证主义，不可避免的，实验现象与直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于是，迷茫成为自此以后科学界的主题。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虽然帝国的年代对于欧美中心地带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但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却是孕育着不安的年代，处处存在着革命的风险。
对于中国、波斯、奥斯曼这样的古老帝国，西方国家从政权上到经济层面将其一步步摧毁。社会上弥漫着改良或革命的呼声，但是，革命过后，却是进一步的动乱和不安。奥斯曼帝国因其紧邻西方世界而以其民族主义快速建立起新的政权实体，已算是非常幸运。
对于正式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印度，爱尔兰等，殖民地的精英也在酝酿独立，由于长期的地位不平等和逐渐开化，殖民地的反抗势必扩大化，圣雄甘地非暴力抵抗的同时，同样存在孟加拉恐怖势力这样的反抗。
对于帝国的非正式殖民地或经济附属区，由于长期的经济掠夺，也逐渐酝酿出不满。美国与墨西哥的重重矛盾便是重要体现。
不过充斥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革命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俄国革命，俄国具有复杂的双重属性，处在欧洲的边缘，既是征服者，又是受害者，既是进步者，又是落后者，既是重要的工业国，又是传统的农业国，既是帝国强权，又是半殖民地，他对西方的劳动组织者和东方的革命分子同样有影响力，所以俄国革命才是风暴的中心。由于俄国缺乏有力的资产阶级，所以革命分子和工人阶级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阴差阳错地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于是成为诸多落后国家的效法对象。正如法国大革命引领了19世纪的主旋律一样，俄国革命也为20世纪的革命运动定下基调。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1875年到1914年，虽然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冲突不断，但欧洲五大列强却从未互相动武。直至1914年，当时的人依然可以说，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主题。确实在帝国主义繁荣发展的30年中，列强都将武力诉诸于弱国，已达到帝国扩张的目的，不过，势力范围的划分也让列强心生龃龉，各国掀起了狂热的军备竞赛。
随着德国统一，欧洲局势已被彻底改变，德国人坚信经济实力的增强即意味着政治势力的增强，其扩张态势影响到欧洲均势，英国的传统对手法国和俄国相继败给德国和日本，其威胁已大大减小，所以，很自然地出现了两大集团。与此同时，中东欧的多民族帝国越发无力处理国内矛盾，只能将国运赌在一场战争之上。于是，虽然没有人愿意，但各国政客还是将欧洲推向了战争。此次战争成为检验民族主义传播程度的试金石，令政客出乎意料的是，民族主义的教育竟相当成功，各国士兵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战斗，也是令人唏嘘。
第十四章 结语
随着一战的落幕，一个崭新的俄国诞生了，虽然社会主义者们期待连锁效应会给欧洲腹地带来更多的社会主义政权，但这终究没有发生。不过，大多数自由主义政体都已倾覆，取而代之的一部分是极右的法西斯政权，一部分是凯恩斯倡导的政府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总之，世界还是发生了变化。泛19世纪的120余年为当今的世界规划了蓝图，现在的经济秩序和生活方式大多基于19世纪的基础。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不过，这并不等于确定无疑，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的意料。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二)：这书丰富得一篇书评根本总结不完啊
关于帝国式繁荣带来的影响还有不少可写的
有不少是和传统帝国的特征一致的，比如帝国内部底层待遇的提高——尽管从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标准来看，欧洲大众的民主要求就像罗马的被释奴隶获得公民权一样是自由世界邪恶而堕落的灾难。（对此我先暂时不发表评论，这件事儿还得到极端的年代里才能分析完毕。）
艺术的蓬勃发展和妇女的解放也是这个时期帝国繁荣的副产品。
不管我们对帝国怎么看，这些内容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部分，其积极价值是相当明显的（只不过当这些建立在帝国繁荣上的时候，其长远稳定性就很成问题了）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英帝国颇具古典特质的内在衰落，日不落帝国在全世界的经营成功带来了一个深远的后果，那就是英国最有钱的阶层很多已经不屑于搞工业，而成为各种各样的金融食息者，无论是把钱投资给欧洲市场获取高额回报，还是躺在殖民地的贡品上睡大觉，其结果都是一致而明显的。
那就是这些被投资地区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的发展，而作为交换，英国自己的工业力量却严重萎缩了——这导致一个更加明显的后果，那就是在19世纪50年代超出欧洲其他国家战斗力总和的不列颠海军，在19世纪末，已经再也无法维持50年前的压倒性力量，而以此为基础的不列颠和平，自然也就无法维持。
英国因为自身实力的衰退被迫与别国结盟，而这直接将它自己绑上了一战毁灭性的大陆绞肉机。
故而不列颠和平的根本不在大陆均势，而在海洋优势，而且是其他人不打算与之竞争的海洋优势（自从拿破仑失败之后），正是因为不列颠独占这种海洋绝对优势带来的和平，才给了它调节欧洲政治平衡的余裕（其他人只是分享果实）。
而当不列颠已经无法独力保护自身安全的时候，欧洲就再也没有任何人享有安全。这个教训是非常值得我们铭记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记住世界金融中心其实是帝国自取灭亡之路=。=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三)：自由孕育强权，而强权通往脆弱
“实质工资的迅速增长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之一（由于物价下跌），而即使1900年之后实质工资的逐渐下降计算在内，顾客手上可以花的钱还是比以前多得多，甚至在穷人当中也不例外，当政治哲学家依然害怕大众力量崛起的时候，商人却已认识到这一状态并派出自己兴高采烈的推销员。广告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分期付款由此产生，为了让收入不多的消费者也有可能购买大型产品。而电影这种革命性的艺术行业，从1895年的无足轻重，成长到1915年代可以炫富的行业，相较于电影制作费的高昂，旧时代由王工支持的歌剧显得异常寒酸，而这一笔笔高昂的电影制作费用，竟都是来自只付五分钱的观众。”
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创造了无数宏大的成就，不仅仅是无数新的经济和繁荣方式，同时也包括大政府、垄断资本联合，作为产品销售地的海外殖民——而这些自由市场养育出的孩子最终敲响了自由市场的丧钟，为了确保过剩产品有销路而进行的殖民扩张狂潮以及各自势力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创造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帝国主义的东西，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然，这不构成天朝人嘲笑自由市场和痛恨帝国主义的资格，因为在他们挑剔自由市场的毛病的时候，他们尚未进化到自由市场阶段，他们痛恨18世纪的帝国主义的时候，自己还生活在15世纪的政治水平的帝国之中。坚贞不屈地表示绝不吃洋人剩饭的那些熊孩子实际上通常只能继续吃屎。
帝国主义带来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成为先进世界向落后国家转嫁内部矛盾的法宝，尽管这一法宝很快就被证明效用太短而副作用太多，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出现的是更多的矛盾和更大的困难，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彻底摧毁了欧洲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尽管直到本书描写的时代为止这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我们都知道导致这一结果的所有因素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完全决定了。
帝国的政策意图是明确的，但其行为却是矛盾和注定失败的，既要将原住民提升到足以成为其市场的一部分，又不希望他们提升到足以成为和自己平等的竞争者，这种状态是无法长期维持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传递一旦被开启，就不会轻易停下来，而这种成长必然带来民族意识的觉醒——假如殖民者不融合原住民成为自己文化圈的一员，就意味着在原住民的文化圈建立之后，殖民者被优势本地力量重新赶出去。
而第三世界的原住民并不需要发展到和第一世界的帝国相同的文明水准才能排斥这种帝国主义干涉，他们只需要适当引进第一世界的技术，鼓动起民族主义精神及其军队，建立一支战斗力足够的破坏性武装（甚至卢瑟恐怖主义在一些地区都能完成这个任务）——就足以使外国统治者在当地的统治成本巨额提升，在经济上入不敷出之后，舍弃殖民地也就成了自然的政治选择，尽管面子上这有点儿过不去，但拖得更久无非更加丢脸。
只不过，尽管这种独立自主是原住民对殖民统治的自然反抗，它却并不一定保证成功独立的那些民族国家会从此走向更好的命运，因为民族主义运动经常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扔掉，排斥外国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也拒斥了从先进国家获得各种经济利益和先进技术的机会，从而重新倒退回以前封闭时代的成长速度，而这种封闭带来的恶果是非常明显的。
这只是再次证明了人类总是需要高昂的代价才能学会控制自己手中的力量，无论在哪个世界，用力过度始终是常见状态。
自然、原始、朴素的自由主义，尽管被人所津津乐道，但无论在政治还是市场领域，都无力长期维系自身的生存，她注定被自己养大的壮硕孩童所弑。自由主义者需要比专制主义者更睿智，更强大，更先进，更自律，才能维持自由的体系不被别人和自己破坏，这种苛刻的条件注定了自由的难持和可贵，经常性的会因为内外原因而沦丧掉。
只不过，毁灭自身自由习俗的族群，很快就将在短暂的膨胀之后，迎来末日——因为自由，虽然如此不稳定，但它意味着更多的选择，而更多的选择权是一种反脆弱结构，当强大是用选择越来越少作为交换，最终只能在一条路上走到底的时候，强大实际上意味着自身的脆弱性，一旦单行道走到尽头，就再无未来。
因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拯救了这些帝国原有的核心领土——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重建依然是卓有成效的，而那些所有的传统帝国方式，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只会让欧洲人成为躺在殖民地贡品上，解除自身武装的腐朽贵族，并且像过去所有帝国的腐朽贵族一样，因为自身的衰弱而被蛮族所毁灭。他们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帝国并没有维持到那一天，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以低得多的代价瓦解了。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四)：日益重要的边界
如果问“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有什么区别，我想最根本的、经济的回答是：资本的形式从自由放任进化为垄断。而所有进化的原因，始于利润的下降。不可否认，在无差异化的产品大规模生产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利润会变得越来越微薄，而这也正是这一段时期发生的重大改变。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经过19世纪的争夺，发达的欧洲，已经逐渐变为民族国家为主的构成形式，而过去部分边界的资本竞争，也渐渐因为民族国家的存在，加入了贸易保护和类似的为国家服务的有形的手——自然竞争的土壤在改变，自然竞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而这种从自由竞争到帝国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告别了19世纪前期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利润开始下降，竞争更加激烈，进而资本所有者在抱怨，民众生活更加困苦。资本所有者的抱怨，变成了合并、垄断，变成了各种卡特尔、托拉斯；民众的抱怨，变成了越来越频繁的革命与反抗。而这，应该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形态。
说到和平与战争，关键点还是大国。在世界的边缘，诸如中国、中东或南美，即使战争不断，并不影响世界格局。相反，在当时世界的中心——欧洲大陆，大国之间形成派别，分列两端，互相对峙，只需一个导火索，火药桶便迅速点燃，然后蔓延。作者说的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一战的参战者，特别是年轻的普通民众，是怀揣着国家的荣光，自愿走上战场。这一点，也许与日后所有的战争相比，都是不一样的一点。
作者把一战，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相类比，最不同的一点，是一战前，虽然有互相对立的阵营，但每一个阵营的成员，似乎都不是那么固定与死忠，正是这种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组织，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而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对立的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这也是从政治上，两者虽然相像，但结局不同的原因。也可以说，战火是大国（或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国家）决定的，国与国是高度不平等的。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五)：殖民扩张与全球经济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读后
在经历了双元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之后，欧洲资本主义迎来了帝国主义阶段。霍布斯鲍姆并没有拒绝使用由列宁发明用来形容这个年代的专有名词。与前两部著作不同，《帝国的年代》是由他在法兰西学院做的13堂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尽管如此，他还是保持了一贯的严谨态度，在开篇回顾了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历程，最后总结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鼎盛的历史进程。
全书除了十三堂演讲外，还包括序曲和结语。这十三章分别是百年革命、经济换档、帝国的年代、民主政治、世界的工人、挥舞国旗、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新女性、文艺转型、确定的基石、理性与社会、走向革命、由和平到战争。从内部结构上看，虽然霍布斯鲍姆没有将其分为两篇，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政治史与文化史的分离，也就是说他还是延续了前两部书的写作风格。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由已开发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决定其步调的世界经济，非常容易变成一个由“先进地区”支配“落后地区”的世界，简言之，也就是变成一个帝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
在比较重要的意义上，本书所论时期显然是一个新型的帝国时代——殖民帝国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霸权，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遭遇到严重挑战，但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25年间，西方国家还不曾企图将这种霸权正式转化为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
这种由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的情形，堪称是地球日益分为强与弱、进步与落后这个趋势的最壮观表现，这个趋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1876-1915年间，地球上大约1/4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左右，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左右，德国取得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美国取得约10万平方英里，主要是夺自西班牙之手；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的面积也是约10万平方英里。
比较合理而普遍的殖民扩张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当时，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寻找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资本与市场将全球联系到一起，欧洲以外的世界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面对欧洲帝国主义全球性的扩张，世界上其它地区的民族与国家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势挑战：其一经济的古老结构和社会的平衡逐渐被破坏；其二是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被彻底摧毁。这些地区和国家，从1880-1914年间，就成为了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至已经发生革命的年代。
世界历史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历史航道。世界从不相联系民族国家，变成了一个被市场联系到一起的全球贸易之中。为了争夺更多的殖民地，欧洲列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虽然这一方面加速了世界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国家也必须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当世界殖民地被瓜分完后，列强间必然通过战争手段来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这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六)：从美梦到噩梦（1875-1914）
相信，从小便要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我们对于1875-1914年这段历史不会感到陌生，那是帝国主义最为疯狂和美好的几十年，全球化扩张、人口急速膨胀、城镇化迅速蔓延、地区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世界几近瓜分完毕，世界格局逐渐稳固，除了局部性的抗争，大体上是和平稳定的。在这本书中并没有详细描述一般性的殖民战争和归属，这也不是本书所重点关注的，而作者试图解释的是何以帝国主义的美梦急转而下进入到世界大战的梦魇中来。
随着1848年革命的成果——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国家”意识深入人心，同时伴随着日、美、德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这个时期世界资本主义显然同之前有所不同，此时它更像包含许多互相竞争而且尽量保护自己不为对方所利用的“国家经济”。列强奋起的时代正是世界版图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于是野心勃勃者时刻窥伺着别人盘里的“肉”，而逐渐衰落的老牌帝国只能消极守卫。
在各个殖民地中，普遍情况是宗主国所采用的仍旧是与过去以往相同的独裁专制统治，显然不同于母国所风行的民族选举制度，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越发难以调和。于是新殖民主义应运而生，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然而列强们却未曾料到，当自己还在因坐享渔利而窃喜的同时，殖民地正因为这一新政的优惠而蓄势反扑。正如舒尔采·格夫尼茨所言“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
也许在1848-1875年间，还不曾有人担忧人数庞大的工人运动会带给当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也鲜有人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位于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总之，今非昔比，这时的工人群体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已经确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阴影，政治上的阶级和组织正在慢慢形成，革命性的必然结果预示着不断增加的多数自然会凌驾于日渐消减的少数之上，他们（社会主义者）希望资本主义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内部矛盾下崩溃，而资本主义此时也在紧张思考该如何确保既有社会的合法性和既得利益。
反观国际舞台，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发动战争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不错，面对国力衰微和国内高涨的民族问题，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同亲近于其强邻德国，企图获得庇护，它们遂形成同盟国；另一边，眼看维系稳定的大陆均势政策即将瓦解，又忌惮德国日渐强大的海军，英国也起而联合法国，同时劝服了在东边刚刚战败于日本的俄国加入，组成了与同盟国抗衡的协约国。忧郁重重的各国拼命的扩充军备，大战之下，乌云密布，一触即发。随着1914年6月28日，一名塞尔维亚学生的一声枪响，世界走向了黑暗。
后来，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时，绝大多数人都归咎于德国的野心。其实，在全球性的大洋中，所有国家都是鲨鱼，而所有的政治家也都了解这一点，与其简单指责某些国家和个人的野蛮行径，不如深思何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智慧陷于进退维谷、动弹不得的境地，最终要以一个共输的最下策来简单应付。罗马非一日建成，妄图坐享其成、洁身自好者不约而同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同作者说的那样“它就像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以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帝国的年代：1875～1914》读后感(七)：十九世纪挽歌
在追溯战争起源时，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视其为少数君主、政治家、好战集团为满足私欲或阶级利益，驱使无辜民众相互杀戮的结果。领导层是邪恶、渴望血腥的，而充当炮灰的民众则是善良、热爱和平的——但这种传统模式，却无法解释一百年前的那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大量回忆录和档案资料中，历史学家们发现，1914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个强国政府想打一场全面战争。相反，多次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表明，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才是普遍共识。
一战的吊诡之处在于，所有参战国都认为，自己是被迫还手的，是在捍卫世界和平，是“以战止战”。无论德奥意三国同盟还是英法俄三国协约，其缔约初衷都是共同防御。甚至在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7月遭王储被刺之辱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各国的第一反应都不是欣喜有了开战口实，而是尽力试图补救，对于形势的失控，各国决策层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描述的那样：“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
与此相反，民间则是一片亢奋，尤其是荷尔蒙旺盛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他们渴盼战争的到来，如坠入情网般“心甘情愿地、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听到枪炮声，他们的反应是：“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一刻。”以和平、富足和进步为代表的欧洲十九世纪实在太过漫长了，它所带来的安定和理性已经让欧洲中产阶级发腻，浑身不自在。当下他们所渴望的，是狂暴、本能和兽性，因为只有这些能激发活力，“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
“回家过圣诞！”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后，德军士兵大踏步走向战场，却在马恩（Marne）河遭到英法联军的当头一棒，六周内打败法国的计划宣告破产。“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最大的屠宰场就是英法与德国拉锯的“西线”。1916年的“绞肉机”凡尔登（Verdun）战役，双方伤亡100多万；接下来的索姆（Somme）河战役，跃升至110多万。曾经为世界贡献了工业革命、自由大宪章、人权宣言、人道主义、启蒙运动的三个最重要的欧洲文明国家，最后竟各派几百万青壮年，日夜在壕沟里，在沙袋后，在炮弹的呼啸声中，像老鼠一般相互撕杀。
所以霍布斯鲍姆认为，以1914年为界，那个相信永恒进步的“漫长的十九世纪”宣告终结，人类进入了“短促的二十世纪”。以这一观点为主轴，他将“年代四部曲”分为：《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卡尔（E. H. Carr）曾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信仰共产主义的霍氏以七十多岁高龄执笔这套针对普通读者的巨著，就是在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际，试图重新审视十九世纪留给今人的遗产，重构现在与过去的有机联系，“记住已经被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
作者认为，萌蘖出十九、二十世纪现代社会形态的，是发源于十八世纪的“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提到工业革命，人们就会自然联想到飞梭、纺纱机、蒸汽机等，但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对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英国在工业革命中迅速发展靠的主要不是机器设备，而是1689年“光荣革命”后形成的现代社会体制：政治上，国王权力受商人、新贵族的限制，由议会决定国家政策；经济上，圈地运动使得土地集中，同时将小农转化为城市自由劳动力；市场、利润、效率观念也深入人心。正是这些非器物层面的改变，让英国率先突破了前近代时期周期性自然灾害、政府更迭造成的社会动荡、死亡加之于生产的最高限制。
1754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半中世纪色彩的法国完败政治现代化的英国，是法国人急于改变现有体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先发生的英国光荣革命曲高和寡不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则是世界性的，“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要深远得多”，它完全重塑了人们对于“革命”、“民族”、“国家”的定义：“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而且比任何一次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如果说近代国家的社会经济主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那其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则是受法国革命的影响，为何会如此？
关键在于英式启蒙与法式启蒙的区别：前者是经验主义、零碎不成体系的，它否认人能完全认识自然或社会规律，注重的是传统与变革之间的连贯和协调；后者则是理想主义、唯理论的，主张摧枯拉朽地埋葬旧制度，再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国。典型的英国启蒙思想家如培根、穆勒、洛克等，多是议员、公司职员、医生兼职做学者，富于现实经验；而典型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则是专职文人，偏向纸上的学说。
可正是法式启蒙这种独断高悬、脱离现实社会的特质，使其易于理解，与谨小慎微的英式启蒙相比，更加激动人心，且显得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罗素（B. Russell）曾说：“在先进的国家，实践产生理论；而在落后的国家，理论指导实践。”从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到印度民族起义，从苏俄到红色中国，多是法国大革命的回响：先由知识分子鼓吹，奠定革命共识，接着底层民众绕过中产阶级改良派和议会斗争，直接进行社会革命。
和英国一样，法国大革命前夕，目标仅仅是制定一部王国宪法，并实行君主立宪罢了。可是当底层的无裤套汉（Sans-culottes）被调动起来，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后，革命诉求便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激进：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先后被推翻，督政府、执政府继之，一场烂污后，最后仍得由强力领袖拿破仑出来收拾乱局。越是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倒最后越得退回到中央集权的权威政治，这也是绝大多数法式革命的最终归宿。
1793年最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时，形势千钧一发：法国80个省中有60个公开反对巴黎，奥普联军逼近东部、北部，英国则从南面和西面发动进攻，物价飞涨，国家几乎处于崩溃状态。可出人意料的是，仅仅14个月后，全法国已处于巴黎政府的牢固控制之下，不但赶走了侵略军，还占领了比利时，并从此“开启一段长达20年几乎连续不断的、轻而易举的军事胜利时期”。而在拿破仑•波拿巴的率领下，全盛时期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
霍布斯鲍姆认为，巨大的内外压力下，革命后期法国已经形成了“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同时，危机过程中“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了或发明了总体战（Total war）：通过征兵、实行定量配给制、严格控制战时经济，以及在国内外实际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来全面动员国家资源。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惊人含义，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晰起来。”
1806年10月，法军痛击普鲁士军，连下伯林、耶拿。当时正在耶拿大学任教的黑格尔（G. W. F. Hegel）目睹身骑白马的拿破仑皇帝入城，认为他就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翌年，在给学生的信中，他写道：“法国人所表现的反对其他民族的伟大力量，都是被大革命所鼓舞。”对于普鲁士的战败，他并不太悲伤，反而觉得这有助于日耳曼人学习法国革命，“还在朦胧中没有发挥出来的日耳曼精神”终有一天“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
1815年滑铁卢的惨败，并不妨碍“世界精神”随着拿破仑的远征军传出国界，此后所有欧洲国家的制度“没有一个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最典型的恰恰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最积极的德国人，他们知耻后勇，模仿法国民族国家体制并更进一步，将国家视为——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著名表述——“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只有国家才是自在自为的终极目的，“个别的人只是些环节罢了”。与英国的发展主要靠自由市场经济不同，德国经济的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国家投资、积极进取的容克贵族，以及高效敬业的官僚和工人阶层。
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北德联邦军击溃法军，还俘虏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即当年攻陷柏林的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一洗半世纪前的耻辱。次年，威廉一世顺势宣布德国统一。德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欧洲的主要矛盾，也从英法矛盾转变为英法与德国矛盾。
在帝国主义时代，战败除了传统的割地赔款外，还意味这失去海外殖民地——胜利者赢得一切，失败者一无所有，这种局面逼迫一战与二战期间，所有民族国家都不计后果、不惜代价地投入战争。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二战后西方的衰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才最终给欧洲带来了和平。
进入二十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后，双元革命的自我毁灭性渐渐显现。英国革命的物质成就使杀人机器越来越高效，战争“非人化”了，“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法国革命除了催生更多民族国家外，其高倡的人民主权也让战争“民主化”了：1789年以前的欧洲，战争多少保留着几分贵族和骑士精神，不以杀伤对手为目标，更不戮及平民，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可是在民主化战争中，“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在这种基础上的总体战，只会不断突破底线。
霍布斯鲍姆认为，战争越来越残酷，后者的因素还更大一些。自由民主政体的弊端，至少在那些已经实现它的国家中，恐怕还尚未被充分认识到。民众永远是短视的，人口和生态危机、福利国家的难以为继、民族主义的相互激荡，都显示了这一点，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根本站不住脚。霍布斯鲍姆没有给四部曲留一个光明的结尾，而是尖锐地警告道，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十九世纪二元革命产生的旧基础上建立新千年，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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