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是一本由【美】艾伦·艾伯斯坦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页数：3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耶克传》读后感(一)：哈耶克教授回忆芝加哥岁月
我的经历就是到了伦敦
到了31年初的时候
我在想我估计也该进入英文学界了
我想我应该去LSE当教授
于是我就给罗宾斯系主任
给他写了一个报告
他们说欢迎你来，不过，这个apply for professor
你要去做一个报告
我做了四个有关物价与生产的系列报告
这个报告经过好几百个教授一致通过
那么LSE教授当了以后我就写另一本书
通往奴役之路
二战结束以后不久
过后，1950年芝加哥大学就把我调到芝加哥去了
现在这本书出了也快50年了
所以去年我就发表了《致命的自负》
就是呼应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的
特别是昨天晚上，他们又把我《通往奴役之路》
还有我这几十年 包括芝加哥大学
弗莱堡大学所做的有关于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文章
总共我听他们讲是好几十篇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们的
我拿到以后我叫巴特利三世啊，就把这些著作
给你送过来，给你们做个纪念
人呐就都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
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我绝对不知道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怎么把我选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去了
所以内夫教授同我讲话
“委员会都决定了，你来当教授。”
我说另请高明吧，我实在也不是谦虚
我一个经济学教授怎么到了社会思想委员会来了呢
但是，内夫教授讲“大家已经研究决定了”
后来我念了两首诗
叫“苟利自由生死以，岂因院系避趋之”
所以我就到了芝加哥大学
到了芝加哥大学我干了这十几年也没什么别的，大概三件事
一个，整理出了《感觉的秩序》
第二个，把理性问题研究了一番
第三个，就是“自由秩序原理”
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就是继续搞那个朝圣山学社
这个对自由主义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在学社干了14年主席
还有51年编辑密尔和他太太的书信也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
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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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这个新版删掉了原来版本里附的“哈耶克主要著作年表”“参考文献综述”“缩略语对照表”和“注释”，有点儿过分。
《哈耶克传》读后感(二)：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
哈耶克葬于维也纳的Neustift am Walde，这是美丽的维也纳森林的一部分。Neustift am Walde这个地方我曾经无数次在白天和夜晚开车经过。路上的风景，我脑子里还有完整的记忆。如今这些风景又与我喜欢的哈耶克有了联系，我很高兴。
早就知道哈耶克，但并没有完整的读过他的著作，对他本人也没有太多的知晓。花了两周时间读完了《哈耶克传》，对他的思想有了大概的了解，为之赞叹，也决定今后要花时间读一下他的几本主要著作。下面的一些tips是对《哈耶克传》中相关内容的归纳和整理，一方面是为了在读完后再梳理一下他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今后备查。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主要关注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当然，哈耶克自己也说过，“我只是顺便研究研究经济学”。历史证明，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领域。
一、哈耶克生平
1899年出生于维也纳，参加过一战，1918年奥地利战败后，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专业是经济学（奥地利和德国大学的经济学都在法律系内）。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受到门格尔（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米塞斯、维塞尔的影响。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和政治科学学士两个学位。1923至1924年，他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1924年，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在政府部门任法律顾问、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工作。1931年到1939年，哈耶克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40年到1949年在剑桥，哈耶克最重要的思想是在英国的这段时间形成并成熟的。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引发轰动。1950年到1962年，哈耶克重新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担任教授。1959年，完成《自由宪章》。1962到1974年，他到德国弗莱堡大学（其中有一段时间在萨尔茨堡大学），《法律、立法与自由》在这期间出版。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完成了《致命的自负》。1992年去世。
几本重要的书（按时间先后顺序）：《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
二、哈耶克思想
1、观念塑造世界。
“我相信，从长远看，人来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眼前的事态所能产生的影响不大。” “我深深相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 哈耶克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我觉得这是他一生事业的总动机。我认为，他成立朝圣山书社、著书立说、向公众舆论发表自己的观点，都是基于这一信念。
2、经济。
哈耶克关于经济自由的论证来源于他对知识分工的基本认识。哈耶克认为，知识分散在所有人的头脑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如果我们要在一个中央指导下地经济中利用这些知识，就必须将其整合为单一的计划。而假定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自动的被计划当局掌握，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着边际的想法。经济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利用高度分散的、个人根本不可能掌握的知识的问题。经济机制就是一个不断调整以适应高度分散的的知识的过程。” “ 以交换自由、私有产权、价格、利润和契约为基本特征的竞争性市场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调试个人不完整的、不完备的知识。” “真正竞争的好处在于，通过竞争，分散在很多人中间的知识可以得到利用。”
哈耶克说，“人们过于乐观的相信，一个地方，若无人发号施令，必然先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有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这种想法是对我们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 “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是一项在现代生活的复杂环境中根本无法理解的任务。”
在哈耶克晚年，他说，“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述事实的基础上：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针，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自己根本不相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的信号。我们所有人都是为我们不认识的人而劳作，我们也得靠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才能维持生活。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总体而言，这种观念是我著作中最重要的思想。”
3、政治。
哈耶克将经济领域的观点扩展到政治自由领域。哈耶克认为，依赖某个全知全能的发号施令者规定的秩序，从来都是不可行的。“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全部的知识能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利用。这种想法忽略了下述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分布广泛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类资源，仅仅是因为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社会主义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哈耶克经过努力论证得出，即使没有一个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也能实现高度发达的秩序。为了建成某种最佳社会，我们不需要政府必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限仁慈的，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当政府试图成为这样时，恰恰发挥了相反的作用，20世纪的现实已突出揭示了这一点。
哈耶克认为，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以实现人与人的一致，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产。法律（即规则）应该高于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最重要的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定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而言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低效率的，也是不自由的。如果个人只是政府实现其计划的工具，就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
4、自由。
哈耶克毫无疑问是个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核心：“从希伯来人提出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平等观念，到希腊人强调人文主义，到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朽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人都具有价值、耶稣爱每个人的观点，再到罗马人提出法律之下的平等思想——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正在于它突出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
个人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如果没有个人的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进步。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从各方面被塑造得只会为了得到赞扬而做好事，他们是不配得到赞扬的。自由意味着可以做好事的机会。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做出选择时，才配得到赞扬或才能遭到谴责。”
个人和社会只有在自由状态下才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你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如果你的共同体完全听命于一个专制体系，它就不可能演进。只有依靠自由，才可能演进。而在不自由的体制下，之所以无法演进，是因为更好地东西受到阻碍，无法出现。”
自由与道德密不可分：“只有个体的极端重要性与自由的可欲性相伴，个人的道德和伦理才是可能的。信奉自由和真理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比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条件下更好地生活。”
自由是最高政治目标：“自由不是实现某个高尚政治目标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尚的政治目标。”
个人的自由是社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个人的自由，是让个人‘有计划和平而自由的建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不是创建比构成它的个人更高的集体性整体，而是实现‘至高无上的自由理想和个人幸福’“。
5、法律
如何实现个人的自由？哈耶克的回答是：法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说，“自由就是法律至上。”
“对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言，再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了。不实行法治而实行人治的地方，人们不可能自由。在这样的地方，广泛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
“将一个自由国家与一个专制国家清楚区别开来的特征莫过于，前者遵循我们称之为法治的伟大原则。撇开种种技术性细节不谈，法治就意味着，政府的所有活动都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能使人们比较确切的预见，在具体情况下政府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力，也使人们能够依据自己的知识安排自己的个人事务。”这是哈耶克向往的社会制度的本质——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一个守法的社会。
哈耶克认为应该严格限定政府的活动：“《通往奴役之路》整本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和不正当的政府活动。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
哈耶克同时认为法律之外的道德也很重要：“习俗、伦理规范和法律一起构成了建设社会大厦的栋梁。自由至上既不是法律无政府主义，也不是道德无政府主义。”
哈耶克的乌托邦理想是建立一个由固定的法律而不是专断的政府维系的世界性社会：“最终出现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
6、演进、自生自发秩序。
哈耶克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是演进的，但不是按照某种实现安排好的计划，而是基于“自生自发秩序”：“社会演进的观念与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密切相关。没有有形的发号施令者，生物也实现了进化；同样，社会内部的演进或社会的演进也不需要一个发号施令者。” “个人或集体行为的秩序将在人们的预料之外、在没有人刻意追求的情况下，通过利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整掌握的知识，逐渐向有利于该个体或群体的方向演进。”
社会演进的优势劣汰不是透过个体的生理选择，而是透过文化、制度和惯例而进行的。获得成功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将会被普遍效仿，这些惯例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占据主导地位。
社会的演进是不可被人为控制的。 “知识的有限性”是哈耶克经济思想和心理学思想的关键。“知识是分工的、不完整的、复杂的。每个人的知识片段都是为不足道德。正是复杂性使我们不可能作出详尽的预测，从而不可能进行控制。随着复杂性的不断提升，唯一能够做的预测就是越来越一般性的预测。” “我们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不可能超出我们预测我们活动的结果的能力。因而，预测的限度也就是控制的限度。”
不同社会之间存在优胜劣汰：“不同社会之间，随着时间推移，比较成功的法律和习俗及其带来的比较成功的社会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整个社会也有经济效率高下之分。在不同的社会规则、法律、习俗和道德体系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经过社会演进，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因而也包括其最有效率的规则和道德——最终将占据上风。”
三、写在后面
想到了几个关于哈耶克的思想的关键词，记录在此：自由、知识分工、法律、自生自发秩序…
当然，关于哈耶克的思想，历来有不少争论。但我想，在权威主义思想统治了几千年、最基本的自由和法治观念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中国，多读一些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利大于弊。
《哈耶克传》读后感(三)：自由市场的守护精灵
□王传言
翻阅经济学发展历史，每个历史时期具备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者，都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璀璨明灯。他们的理论曾经照耀世界，也将自己推到台前。不过，也有些经济学者的理论在历经大浪淘沙之后才熠熠生辉。人们对其思想的解读并非存在于他在世的时刻，而是在其去世很长时间才重新捡拾起来。哈耶克无疑是其中一位。其人生轨迹，尤其是思想脉络更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坚守以及对法治社会的拥护，可谓始终如一。在其思想深处，尽管经历着社会主义思潮的萌发，有着国家干预思想的甚嚣尘上，但是他始终将自由市场秩序的维护作为自己思想的起点，而这样的坚守来源于其学院派的长期观察结果。用他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中的话说，那就是“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为一个整体的、人人相互依赖的状态，只能是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实现。”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他犹如一个自由市场的精灵一般，维护着其固有的体系，保持着其既定的信念。
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作，这些代表作才是其传世的根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梅·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都让作者与作品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对于哈耶克来说，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让其走红，而《自由宪章》和《致命的自负》更让其思想光芒闪耀。可以说，一本甚至几本著作都难以将哈耶克的思想包罗起来，因为其不仅涉及经济领域，更是对哲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都颇有研究。而这也恰恰是人们对其思想进行解读的难点所在，仅有一门知识难以了解其思想真谛。
自由、法治、市场，这些都是频繁出现在哈耶克经典书籍里的字眼。不难看出，作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他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拥趸。因为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市场的自由必然来源于法治的基础，没有法治基点的自由不会持久，没有法治维系的市场也不会繁荣。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与人的关系唯有形成秩序才能有自由可言。只谈自由，不谈秩序，不是哈耶克；只谈秩序，不谈自由，同样不是哈耶克。于是，从自由市场的维护到法治社会的拥趸，再到自由秩序的维护，这才是哈耶克的思想基本脉络与原点。
其实，《哈耶克传》早在2003年就出版过，历经十年之后再次出版可见其不衰。同样也说明对于哈耶克以及其思想来说，还有更多需要解读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术界的邓正来值得一提，他有感于国内翻译曲解哈耶克的地方甚多，于是专心于斯，将哈耶克的著作一本一本重新翻译过来，让国内读者能够近距离窥探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而这次的再版更是难得的机遇，让这位“自由的精灵和法治的拥趸”的面目变得越来越清晰。
《哈耶克传》读后感(四)：各部概述
这本书涉及到的内容不仅是哈耶克的生平，还有各种奥派同行和哈耶克的同时代不同派学者的概述，很适合用来列与上一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相关的书单。为了方便以后回顾，所以在阅读过程中整理了各部个人认为的比较重要的内容。感兴趣还是读原书吧，由于部分句子脱离了原文语境而造成歧义本人一概不负责任XD
概述为本人整理原作者立场，但不代表本人立场。
导论：
1. 追随约翰·洛克，哈耶克在法律和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没有法律， 就不可能有自由。
2. 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在自生自发秩序中，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彼此交换、互动，没有人集中管理个人决策，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要不伤害他人。（哈耶克认为该概念明显地存在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卡尔·门格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法治取代了人治，并且催生了秩序和持续的物质进步。
3. 哈耶克深受进化论的影响。
4. 哈耶克强调了物质和技术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自由必须包括犯错误的可能性。
5. 哈耶克并不反对政府。“自由就是法律至上”——《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年）：
1. 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亲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2. 1899年的日耳曼语世界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
3. 哈耶克和父亲都参加了一战。战争爆发时他还只有15岁。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及后来奥匈帝国的解体，使他的兴趣最终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在意大利打仗的日子，他仔细地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不入流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小册子，形成了自己最早的经济学思想。“那些观念明显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
4. 1918年奥地利战败之后，19岁的哈耶克进入了维也纳大学，进入了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传统的殿堂。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卡尔·门格尔。
5. 哈耶克在本科生时就“清楚地意识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两个传统——庞巴维克的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受到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 “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维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
米塞斯当时有一个私人讲习班。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从费边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这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转变过程，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仍肯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6. 在完成法律学士学位后，哈耶克去了美国。1924年回到维也纳。在1926年曾写信给NBER局长米歇尔写信说：“得益于您的指导，我终于认识到，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环。”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年）：
1.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分清哈耶克与凯恩斯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的要旨是：在短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的资本品生产转向当下消费品的生产。这样一来，需要长期投资的生产部门职能得到很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2. 1932年10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致信伦敦《泰晤士报》并提出，为了阻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即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在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
3. 凯恩斯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的“斗争”，但没有成功。所以凯恩斯创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身理论的一个总结，但在该书出版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30年代初英国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大萧条。
哈耶克在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认识凯恩斯，当时他很欣赏他。到后来严厉批评凯恩斯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
在“二战期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但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并不密切。
4. 30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他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的黄金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5. 哈耶克在1935年出版《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他坚信，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一种形态，完全不可能配置商品。
6. 在哈耶克向其学术生涯后半部分关注的研究主题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经济学与知识》（Economics and Knowledge）。他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他的目标是使所有人拥有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他觉得，这一目标最有可能通过恰当设计的竞争性市场秩序实现。反过来，竞争性时常秩序又依赖浮动价格、私有产权、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所有这些制度性机制都是为了解决“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即个人知识分工的难题。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年）：
1. 在二战期间，哈耶克赞扬了凯恩斯在《如何筹款应付战争》中提出的建议。整个战时，他都站在凯恩斯一边，而他确实成功地使他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在战时攻击凯恩斯，实际上等于反对我认为正确的理论。”
2. 哈耶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正确的个人主义，发源于英格兰和苏格兰，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是无足轻重的；而错误的个人主义根源在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它强调的则是个人理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根源就在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在自然科学中能够做到的理性的准确，在制订社会计划时也可以做到。
不过哈耶克并没有深入研究欧洲大陆以外，即英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传统。
3.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得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勒。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重要工具。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4.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
朝圣山学社的创立
5. 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小组创建于1925年。逻辑实证主义与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批评法国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不可混为一谈，孔德所说的实证主义一词源于法语的positif，更多地意指物质现实。孔德试图构建一门以严格的物质，即与形而上学或神学相对立的知识为基础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它关注的是实证主义理论的社会意义，而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比较关心真理或知识本身的性质。
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最关注的问题包括：证明对于知识的决定性意义，只有数学、逻辑、科学才具有知识的意义，（从知识的角度）拒斥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宗教。证明是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纲领的核心所在。
哈耶克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他相信真理并不仅限于可以获得经验证明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只是都可以用言辞来表述，社会是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生自发地演进发展的。
6. 1950年，哈耶克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罗宾斯认为他对其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隔阂越来越深，于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直到1961年，两人才重新建立起友情。
第四部 美国（1950-1962年）：
1. 1950年，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选择了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一个职位。因为他认为对于经济学当时的发展方向格格不入，并且有些厌倦了。他承认，在最后几十年里，他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在《自由宪章》导言中他说，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的答案，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认识到某些专业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原则。”
2. 哈耶克逐渐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中企图做到物理科学中的那种预测和控制，根本就是妄想。因此，人类社会不应当追求物理科学中可能出现的那种事先可以确定的结果。知识的界限规定着政府的界限，个人的无知是无法克服的。《自由宪章》在他60岁生日当天完成。他致力于描绘一副这样的图景：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的生产效率。（人需要某种理性的环境，以实现其效率的最大化。）
3. 哈耶克对平均主义深恶痛绝，这一点有别于主流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面对社会秩序的物质分配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不平等和效率，而没有选择平等和贫穷。
4.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结尾“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当代斗争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时会与保守主义力量结成同盟，但他认为这种战术性同盟关系并不能说明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立场；古典自由主义者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选择，在写作《自由宪章》时，他会选择左派。
第五部 弗莱堡（1962-1974年）：
1. 1962年，哈耶克开始执教于联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
2. 哈耶克对马克思最大的不满，其实并不在于马克思太激进，而在于他极端保守。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手稿中特别指出了经典社会主义极端保守的特性。在他1976年一篇论述亚当·斯密的文章中说：“要求实现‘社会主义’，要求按照人们的需要或美德来分配物质财富，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而这属于一种返祖现象……如果我们迷恋过去，屈从于部落时代遗传下来的本能，企图把部落社会的原则，即认为部落首领对社会中各种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强加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必然返回到部落社会状态。”
3.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澄清了他自己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间的立场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而不是制度或惯例的选择，强调的是天赋的选择二不是通过文化传递的技能的选择。”
4. 1969-1974年，哈耶克健康状况不佳，曾突发过几次严重的抑郁症。1969年，他因为财政原因，调到萨尔兹堡就职。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年）：
1. 左派和右派都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自那之后，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遇刺身亡，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美国与全世界的文化革命。十几年来，哈耶克一直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
2.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知识分工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
3. 在关于芝加哥学派是否受到过哈耶克影响的问题上，他回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而其他人，从方法论上看，实际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现在，经济学界的所有人从方法论上来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数据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经验上的）关联。每一次通货膨胀很有可能都会议崩溃而终结，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但历史证据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有误？
4. 哈耶克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米塞斯是“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真正的创始人，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米塞斯学派”。
5. 《致命的自负》
“普遍的和平秩序”
《哈耶克传》读后感(五)：<转> 冯克利： 用观念战胜观念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位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更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同寻常的经历。
这些不同的经历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真实性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光彩。这两类的事例都不胜枚举，第一类包括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的休谟哲学因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畸变的故事。以休谟的谦和品格按说应该注定了他与民族主义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其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在欧美国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救亡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掩埋多年后重现价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伯林发掘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这种思想演化的诡异过程，使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著固然必要，但这件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比用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比如，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很能干的，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的中国；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
我们若是弄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我们如果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无法遏制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其实是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戏弄。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详细记录哈耶克的生平传记的情况下，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不但可以从此书中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并且可以从中获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20 世纪的遭遇；这个世纪与思想家平淡的个人生活大不相同，充满了复杂而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书中内容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一次转折涉及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100 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20 世纪最后30 多年里在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事件，包括1917 年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 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长达700 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但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对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19 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20 世纪的前30 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这三件大事的发生，已使19 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取代，最积极鼓吹这种理论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20 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在道德勇气上展示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提供了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的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了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任何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这一思考开启了哈耶克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我们看到，事实上，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20 世纪30 年代末，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这种名声依然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30 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哈耶克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被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持有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这本《哈耶克传》指出，哈耶克在1937 年编著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之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入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为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
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述。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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