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烁
之一：保有初心，不执着于来路，也无必达的目标
之二：41岁，一事无成，连续受挫
必须先看上两篇！
否则不如退出去！
从耶鲁来了一封信。
写信人是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雷诺兹
援助项目与当地制度的关系是发展带来的永恒争论。一派认为援助无须也无法去改变当地制度，那无非使问题政治化，带来更大风险；一派认为如果当地制度不发生有利于发展的变化，则援助项目多半一场空，不仅浪费资源，往往加剧现有制度的扭曲，因为援助带来的利益必然流向现有精英。这一争论到今天仍然未解。
赫希曼的观察视角与此微妙不同：项目本身会创造新制度。比如说，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抓的一个巨型水利工程完全失败：耗时耗资远超预算，效果远低于预期。赫希曼却认为不尽然，失败只是从项目最初的出发点而言，但巨型项目的启动、完成、运行，改变了当地经济生态，冒出无数机会，生意人见机而作，当地社会和经济网络相应重新组织。
如果赫希曼有机会看中国的高铁跃进，恐怕有同样的思绪。
扩展开去，他认为大型项目自带两类相反的制度属性。一类能激发社会和经济创设新制度，一类接受、强化既有制度。前者制造“新特征”（trait maker），后者只是接受已有特性（trait taker）。在非洲和印度，前者的例子是大型水利工程，后者的典型是公路。大型水利工程几乎没有灵活性，一旦设计施工完成就无法更改，只能是现实作调整向其靠拢；后者则太过灵活，哪里需要修路就修到哪里。前者是社会将就项目，后者是项目将就社会。
对还是不对？
只能说，赫希曼视野更宽更往下直到底层，看到了巨型项目给对经济与社会带来巨大外部性，于是摆脱项目与制度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胡同问题，并导出第二个观察：这些巨大外部性是项目制定者不可能想得到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巨型项目相伴的低能见度外，更重要的是操办这些项目的人有既得利益，为把项目搞下去会激发出事前无法预见的能量。
主其事者总是想于接下大项目，接下来后总是只报告好消息，坏消息先压住，然后接着想各种办法做下去，哪怕超期超预算，如果完成了，整个社会算总账，大多还是划算。
赫希曼称这种行为为藏着的手（hiding hand)。与亚当斯密所说市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不同，看不见的手有时诈你，藏着的手几乎总是诈你，但两者都可以有好结果。
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此我必须举手反对。我们对藏着的手并不陌生。超期超预算变成钓鱼，钓鱼变成烂尾，烂尾变成灾难，见得还少吗？数年前，财新同事曾有调查报道，标题就叫作《怎样搞砸海外项目》，细细讲述某国企在欧洲大型项目上折戟的故事：他们把可能搞砸的都搞砸了。这不是中国特色，藏着的手处处都在。
对藏着的手，赫希曼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看到计划之外、意料之外、预期之外无处不在，而其中时有惊喜，于是放飞乐观，走得太远。不过，他给项目制定者的建议还是对的：未来充满变数，所以进展与计划相违不必是坏事，计划制定时就要保持对变化的开放态度，然后时刻监控，对意外始终敏感，扶持那些正的意外，翦除那些坏的意外。
所谓发展，就是启动项目，振动社会，激发意外，管理意外。
洞察人性，周游世界，自下而上，赫希曼早已不再天真，却仍然乐观。毕竟，他是个发展经济学家。
很快，他会戴上一顶新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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