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是一本由[美] 杰弗里·迈耶斯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4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一)：理解奥威尔
【按】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两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认识也仅止于这两部小说。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被认为是迄今最权威的奥威尔传记；奥威尔本人的信件和日记，以及他在《动物农场》和《1984》之前的诸多作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奥威尔日记》、《奥威尔信件集》及迈耶斯的《奥威尔传》，今年都出了中译本，就让我们围绕这几本书，再来谈一谈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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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并且说他自己“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看重的”。而大部分读者对他的印象也不外如是：《动物农场》和《1984》的作者，先知与圣徒，毕生坚持人道主义、揭露极权统治之恶，或者如杰弗里·迈耶斯为他所作传记的书名所推许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这出自V·S·普里切特对他的评价。总之，他的写作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联，其声誉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即便他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文体大师”。
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稍嫌简单化。奥威尔并非生来就是先知与圣徒，正如奥威尔并非生来就叫奥威尔。他原本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直到1933年他的第一本书《巴黎伦敦落魄记》将要出版，“由于不愿令家人难堪，并想为自己确立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形象”，他才决定以笔名出版这本书。几经斟酌之后，他最终选定了“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并使用终生。
奥威尔1940年4月17日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过一篇《我的简历》（确实非常简短），在其中他写道：“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况和我从此以后看到的左翼政党的内部运行情况，使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党标签才能保持正直”。而1946年《流浪汉》第四期夏季号刊登了他的《我为什么要写作》，他在文中说：“西班牙内战和1936至1937年之间的其他事件决定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迈耶斯则在前述奥威尔传记（《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中指出，“苦难、不公、暴行和压迫促使他去写作，而其声誉是建立在发人深省的真诚之上”。
参加西班牙内战无疑是导致奥威尔思想转变并在后来写出《动物农场》与《1984》的关键，因此关于这场内战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成为理解奥威尔的重要线索。1936年底，新婚不久的奥威尔作为“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加入共和军一方，与佛朗哥的国民军交战。当时他的《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刚刚交稿并将于次年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他为“调查大萧条时期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工人状况”所作的自愿的体验生活的艰苦旅行的所见所闻，这次旅行中与“社会不公和人间苦难的直接接触”使他成为他所自认为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显然有别于通常的教条。然而在西班牙内战中，与海明威、聂鲁达、奥登或“斯大林的朋友爱伦堡”等众多作家不同，他既不是“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就平安回家”，也不是作为同情共和国一方的战争观察者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也并未加入“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而是经由英国的左翼旁系小党——独立工党介绍，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异端”派别——马统工党（P.O.U.M）的游击队。这个小党被斯大林一派称为“托派”（托洛茨基一派则对此加以否认并严厉抨击马统工党）和遭到清洗，因此在“内战中的内战”中，奥威尔获得了斯大林的党残酷打击政敌的亲身体验，因在前线受伤而从医院拿到退伍文件的他，与妻子一起目睹了同志被关、被杀，他们自己也险遭逮捕和处决。离开西班牙之后，幻灭与觉醒的奥威尔认识到“政治的恐怖”并至死反对极权主义，无论它以何为名。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想要更好地理解奥威尔，除了维冈码头和西班牙内战的极端体验，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索。1917至1921年他凭奖学金在伊顿公学就读，虽然他在《我的简历》中说“我在那里没有用功读书，学到的东西很少，我并不认为伊顿对我的一生成长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正如西蒙·黎斯所说，奥威尔这位“伊顿公学的校友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毫不突出地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他改变不了自己“上层阶级的口音”，也改变不了自己被出身与教育所潜移默化的审美。他喜欢从莎士比亚直到D·H·劳伦斯（特别是被他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毛姆）所代表的英语文学传统；他喜欢英式烹调（并写有《为英国式烹调一辩》）和英国茶（写了《泡一杯好茶》并归纳了十一条所谓“最佳泡茶方法”）；在他落魄伦敦的时期，1935年春天，他邀请两位年轻的作家朋友到租住的公寓吃饭，他会做“很好吃的牛排”、“会点红酒”并且颇为在行，他的厨艺和红酒知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与妻子在乡下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当（妻子）爱琳要把一罐果酱拿上桌时，他“坚持要把果酱倒进盘子再体面地端上桌”，除此之外，他“讲究的礼数还真不少”，包括用家传的银器奉茶。1931年9月4日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打零工）时，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他在乡间听到了原以为差不多消失了的“同韵俚语”。凡此种种，即便他再怎么以苦行僧般的自我折磨来体验无产者的底层生活，但他从未丢弃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敏感。而真、善、美从来都是一体的，也正因此，他才能更敏锐的感知（并且同情）他人的苦难，正如人们常举的一个例子，在《通往维冈码头之路》一书中，他曾写过一个在寒冷的冬天跪在屋外“用一根棍子在捅屋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的贫民窟姑娘，从她脸上，他看到“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并认识到“他们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不会不一样，“她很清楚的知道她的遭遇是什么”。
也正因此，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清醒洞察和本能反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审美上的、或者说是对于形式的敏感。在其1940年6月2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革命的爆发肯定会带来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广泛传播。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寡头政治的生长壮大，它和任何统治阶级一样，极力维护阶级特权。今早的《新闻纪事》报道称，苏联红军战士又开始对上级敬礼了。革命军队在开始时总是废除敬礼，这件小事也象征了整体形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敬礼等仪式毫无必要。”日后他在《动物农场》中对于动物们赶走琼斯先生之后，口号慢慢从“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而“一头猪正站着用两条腿走路”所作的描写，显然来自于此。“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对于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寡头政治”的这句寓言式的总结，也显然来自他身上同时并存却自相矛盾的对于“礼数”的讲究和厌恶。
前面提到，奥威尔认为“现代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毛姆，我极其钦佩毛姆“直截了当地讲故事而不加修饰的本领”。相对于毛姆擅长讲述别人的故事，奥威尔的大部分小说则总是带有不同程度的自传性，从《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到《让叶兰继续飞扬》、《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再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但他同样是直截了当地在讲自己的故事，以一种新闻报道般的冷静与手术刀式的精确，并因此被认为是“非虚构小说”的真正发明者。而正是通过这种充满自省的自我审视，才铺就了通往创作《动物农场》和《1984》之路。
在我看来，《动物农场》与其说是一部通常认为的预言（和寓言）小说，毋宁说是一部推理小说。毕竟它开始创作于1943年11月，距离莫斯科审判已有一些年头，甚至连托洛茨基也已于1940年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去的杀手用冰镐凿开了脑袋。作为外部观察者，西方并非不能看穿斯大林统治的真相，只是奥威尔勇于“直截了当地”讲出来，虽然他并不曾踏足苏联——而不像罗曼·罗兰，即便到了苏联、发现那里并非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也不敢说出来，而自愿把《莫斯科日记》尘封50年。在罗曼·罗兰访苏的次年，纪德也应邀访问了苏联，他在《访苏归来》中直率地指出：“我不免怀疑，今天，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思想还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加低三下四，更加战战兢兢，更加俯首帖耳！”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中所做的，其实只不过是“重建现场”。这部小说的情节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高度相符，并不是作者擅长未卜先知的“预言”，而是他具有善于捕捉蛛丝马迹的观察能力和无所畏惧的道德勇气。
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1948年竣稿的《1984》（众所周知“84”是“48”的颠倒）才是他的洞见与想象力的真正体现。可以说，他之前的小说创作都是在为这部小说做准备。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意大利，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文学和极权主义》）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他才杜撰出一个“老大哥”和“英社”领导的、使用“新话”的大洋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他写出来，恰是为了阻止人类社会滑向那样的未来。不过，即便如此，奥威尔仍然不是一位凭空而出的先知。被同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都写在《1984》之前，小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而他读过这两部小说，并在1949年3月30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这本书“揭示了乌托邦的超理性和享乐主义”，而且认为“《美丽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抄袭了这本书（即《我们》）”。因此，《1984》不能说是前无古人的，甚至在深度上也未必逾于前二者，虽然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语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前言）
文学批评家D·麦卡锡评价奥威尔是“这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位重要作家之一”，相信这并非过誉。但是把奥威尔放在人类文学和良心的伟大传统中，我们应该愉快地承认，他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否则，我们人类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恰如西蒙·黎斯在《奥威尔论：政治的恐怖》中所说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政治的发展和其间发生的事情会把奥威尔变成一个完全过时的作家，他的著作只是为了要满足一种特殊的历史好奇心才拿来参考一下。不过，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是的，还有“老大哥”在看着我们，也还有许多人自愿非自愿地“喜欢老大哥”（to love Big Brother）。在今日世界，我们仍未完全免于滑向扎米亚京、小赫胥黎或奥威尔所描绘的危险未来的可能（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令人不寒而栗），因此，奥威尔仍不过时，为了不要“老大哥”，我们还是得读奥威尔。
2016.10.10
参考书目：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
《奥威尔日记》
《奥威尔信件集》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让叶兰继续飞扬》、《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动物农场》、《1984》
扎米亚京：《我们》
A·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纪德：《访苏归来》
本文以《奥威尔仍不过时》为题，刊于2016年10月22日的深圳《晶报》“主题阅读”：
http://jb.sznews.com/m/article.htm？url=http://jb.sznews.com/html/2016-10/22/content_3642583.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豆瓣日记：https://www.douban.com/note/588063857/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二)：《奥威尔传》：也是圣徒，也是凡人
文/吴情
瘦长的身形，蓬松未理的头发，似笑非笑的表情，一双眼睛侧对着你，似乎在打量着什么，一副清教徒式的穿着。谈及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多数读者眼前总会浮现出这一形象。无形之中，奥威尔的独特形象与其作品中传达出的孤独感、负罪意识，也被人为联系起来。乔治·奥威尔，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以《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享誉世界文坛，被人竞相阅读的同时，也被一再误读。尽管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知人论世”式文学批评早已过时，但通过阅读奥威尔的生平，或许能发现不少理解和解释奥威尔的文学密码。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Orwell: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著。关于奥威尔的传记堪称汗牛充栋，或着重对其心理历程做深度精神分析，或高度强调奥威尔政治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及实践，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难得之处在于，他不因尊者讳，不将奥威尔做机械式解剖，而是将他这一文学圣徒还原成普通如你我的人，结合奥威尔的生平经历细致考察其作品原型、政治意涵、思想倾向及社会影响。迈耶斯不为奥威尔早年某些蹩脚的作品遮掩，也不吝啬对其政治小说中的深广寓言性质的褒奖与崇敬。
父子关系是二十世纪文学的重要命题，理解奥威尔不妨从这里出发。奥威尔出生于英属印度殖民地，父亲在此任职，收入颇丰，母亲却鄙夷殖民地的粗俗鄙陋，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伦敦。长久以来，父亲在奥威尔的成长中处于缺席状态，即使偶尔探望，却也总是傲慢自大的模样。奥威尔总想取悦父亲这一天生的权威，但总难如愿以偿，即便父亲撒手西归，他也未知父亲的真实想法，是否以他为荣。将“父亲”一词赋予比喻义，奥威尔还有大英帝国这一父亲。早年的他，以大英帝国为荣，满腔民族主义抱负。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殖民主义的罪恶，选择自我放逐，自觉为被压迫的人民与民族发声，哪怕这意味着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父亲、权威、极权主义，奥威尔终其一生与三者作殊死斗争，在这一方面，他无疑是位圣徒。从早年的《杀象记》开始，奥威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将个人经历与政治敏感联系在一起，从微观细节中发现宏文大义。《动物农场》中对极权主义的警惕与反感，对所谓革命至上和历史进步的讥嘲，《一九八四》中对真理制造模式的洞察，对极权主义压抑个人的种种方式的揭露，无一不令人齿冷身寒，更何况小说中满是细节描写，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和现实意识，虽然动物造反和老大哥是写给未来的寓言。对奥威尔来说，不涉及政治，不足以成就文学的高度，亚里士多德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妨视为奥威尔的人生写照。
私生活方面，尽管奥威尔总给人清教徒式的感觉，但他短暂的一生中，其实有过不少情人，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即便如此，奥威尔仍坦言道，自己不懂女人，至少是现实中的女人；他不懂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爱琳，也无法理解第二任妻子索妮亚，其实，或许还包括他的母亲。在笔者看来，某种程度上，对奥威尔来说，文学和政治，似乎早已代替了现实中的女人成为他真正的情人，彼此惺惺相惜，如鱼得水。他恋爱着的女性，有物质性，更多的则是精神性。一切意识形态最终作用于个人的身体，而极权社会中，被压抑的两性关系是天堂，也是地狱。奥威尔在现实的女性身上获得了物质满足，相应地，他在文学和政治中获得了精神“愉悦”。
奥威尔始终致力于用文学完成政治思考，这使他超越了小说家的身份，蜕变为一个思想家，当然，他的小说亦有不少艺术性和卓越的想象力，为后世作家提供良多给养。奥威尔已逝，但阅读奥威尔，似乎永远没有完成时。只要你热爱自由，你就不会反感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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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三)：生活与写作
奥威尔的作品跟他的生活关系特别密切，在这本《奥威尔传》中，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在缅甸当警察的经历，成就你他后来的两篇随笔《绞刑》和《杀象记》，在这两篇作品中，作家完成了为自己的殖民罪行赎过。为了搜集写作的素材，奥威尔在巴黎和伦敦深入底层过穷苦生活。他曾在巴黎的一家豪华旅馆做厨房帮工，后又到英国肯特郡当农业帮工。这些生活经验后被写入《巴黎伦敦落魄记》。正是这样的实际生活经历，让他对底层的生活超出“同情”，近乎“同感”，怪不得当时便有评论者称赞他有敏锐的社会良心。奥威尔出版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也是作家利用国外经历写成的，在这部小说中，有很多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的情节。奥威尔对自己的作品很苛刻，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自我惩罚的本能。其实他对自己的生活也是很苛刻的。婚后他和艾琳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过上了与外界隔绝的艰苦生活。对于文学的苦求，却让他逐渐找到了一条把个性和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并写出影响较大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从而完成了从二流小说家到社会评论家的蜕变。
这本传记的附录4刊登了奥威尔写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我为何写作》。在我看来，这篇奥威尔的夫子自道，对于理解他的写作动机和文学特点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明确指出：作家的“写作主题由其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这个喧嚣和变革的时代是如此——但开始写作前，他会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姿态，那是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与之脱离的。”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归纳了写作的四种最重要的动机：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政治目的。当然这些动机在不同作家身上存在的程度是不同的。奥威尔的代表性作品《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等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从他自己的话来说，“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无一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而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形容词，而且总的来说，是自欺欺人之作。”可见奥威尔是一个以诚实的政治信念来真实写作的作家。他是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觉来写作的，这种生活经验和感觉是与他人的生活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他的写作跟他人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他的作品才引起读者们的共鸣。在奥威尔看来，“好的文字就像窗玻璃”，故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到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比较简洁、准确、清晰的，就像一扇明洁的玻璃窗。
写作源于生活！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四)：一生在反叛
临终前，奥威尔曾立下遗嘱：死后不要为其立传。然而，与他生前很多次一样，他并没有如愿。在奥威尔去世后，有关他的传记汗牛充栋，有人把他捧成了神，有人把他踩成了渣，然而，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奥威尔，真正的奥威尔活在他的作品之中。杰弗里•迈耶斯的这本《奥威尔传》之所以被认为是权威之作，大抵是因为作者仔细研读了《奥威尔全集》，并走访了大量与奥威尔有关联的人物，试图用详实的史料，拼凑出奥威尔完整的人生拼图。
奥威尔大概属于写得比活的更好看的作家，他绝非是高大全的圣人，在他的一生更多的时候处于矛盾与纠结之中：“他品质高尚，但也有暴力倾向，会做出残忍之事，他被内疚感所折磨，自我惩罚到甘于受虐的程度，有时有自毁倾向。”
如果说有些诗人是被迫流浪，而奥威尔则是一再主动地选择流离失所，一生反叛。他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但很快与之决裂。“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他因为自己的殖民者家族传统、中等阶级出身、天生势利和接受的精英教育感到内疚。”他在学校感受到了教育对学生的剥削，老师在下层阶级孩子身上赚取利益，并体罚学生，构成了一个可怖的空间，亦成为了其之后经典作品《1984》模型中的一块拼图。
作为一个极度向往自由、厌恶束缚与暴力的人，奥威尔的第一份自己选择的工作竟是缅甸警察，当然毋庸置疑，他很快改了行。“他一离开缅甸——仍在那里时是私下——就抛弃了维持法纪的队伍总是正确的信念，而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对抗其天敌——警察。”他希望成为一个创造公平的斗士，而不是一个维护秩序的卫道士。在奥威尔早期的作品中，有着很深的自传痕迹，在《绞刑》一篇中，奥威尔表达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他看到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年轻囚犯避开了行刑路上的水坑，忽然意识到所谓正义的杀戮，摧毁的是一个健康有意识的盛年之人，虽然正义，同样残忍。
奥威尔是一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一边反叛，一边愧疚。放弃了警察工作的奥威尔来到了巴黎，之后又转战西班牙，过着孤独的生活，试图在社会底层寻找赎罪的形式。他醉心于描写贫穷的细节：“灰色的床单，房间里特有的气味和声音，墙壁薄得像做火柴杆的木片，层层墙纸下藏了无数臭虫。”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让奥威尔有机会更全面地理解任性，他爱折腾的个性让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仿佛活了很多辈子。
如杰弗里所总结的那样：“从本质上说，奥威尔的一生由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时危及生命的决定所组成。他加入缅甸警察而不是上大学；在巴黎洗盘子和在英国流浪而不是干好一份职业；在沃灵村种菜和开一间小铺子，而不是鼓励爱琳（妻子）完成学位。他刚结婚就去了西班牙，与无望取胜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并鼓励爱琳在战时去巴塞罗那，从而让她也遇到生命危险。他在德军空袭期间搬到伦敦住，而所有别的人都在争取离开；在病得很重时自寻绝路地在朱拉岛居住。所有这些冒险之举，都出自其内心的徐秀，即抛开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
正是这一系列不合情理的决定，构成了奥威尔反叛的一生，也为他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苦难，成为了我们的财富。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五)：冰冷
《奥威尔传》
这本书读得并不轻松，在重症室外面的长廊上，断断续续读完了这本书。母亲重病，每时每刻都会听到坏消息，除了哭与悲伤，再没有任何事可以做，深深的无力感让人痛彻心扉。每天枯坐在那里，从早晨到晚上，如一个人掉在水里，窒息得不想再让人回到岸边。而这本书就是块浮木，让我暂时得到可以喘息的抓手。
这本书的译者是孙仲旭先生，他因受抑郁症的困扰，选择自行离开这个令他困扰许久的世界，英年早逝。他尤其忠爱奥威尔的作品，译著这部作品，也算是原了他的一个梦，用了较全面的文字讲述了奥威尔的一生。
而奥威尔的一生跌拓起伏，童年就读于一所贵族学校，在这里有良好的教育传统，但是奥威尔看来，这却并不是一个美妙的童年，处处有讽刺，处处有陷阱，因此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也不并是让人这么津津乐道。在奥威尔看来，童年就是一部讽刺剧，校长及夫人就是讽刺剧的导演和制造者。童年的基调，几乎成为奥威尔一生的关键词。
就像大多数人所说，好的作家并不是科班出身，确实如此。奥威尔开始从事与作家毫不相干的职业，一名普通的警察，他被派往缅甸，在那里他看过的人、经历的事，后来都成为他作品的情节。他当警察时，亲眼目睹了一名死刑犯执刑的过程，这个情景被写进他的一部作品里，读这些文字，让人有些身临其境，甚至不敢直视，锐利的视角与细致的观察，这让奥威尔的描写有了独到之处。奥威尔为了当作家也是背水一战，他辞了职，立志要当一名专业作家，这意味着要放弃不错的薪水，这是他唯一的生活保障来源。他当作家的决心不可动摇，他抛弃所有，开始流浪，从最底层开始体验生活，这些经历成为他的一笔宝贵的写作财富，让他的文字开始焕发出属于奥威尔的独有的味道。也像他的作品一样，奥威尔的一生充满着凝重的幽默色调。他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只能让他勉强度日，他在生命的后期倍受肺部疾病的折磨，直至离世，他仍未充分享受作品为他带来的荣耀与财富。在他身后，他的作品才逐渐得到认可，而这一切与奥威尔无关。
幸运的是，当时近似孤注一掷的当作家的决定，这个当时看来难免冲动的决定，却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带给读者了一个不寻常却又寻常的世界。当作家是需要勇气的，奥威尔有一段时间与流浪汉为伍，深入底层，这样的历练未必能即时呈现出一个别样的文字世界，但是这样的经历却流入到血液里、刻化到骨髓中，需要时，它能喷涌而出，就连作者可能也未意识到，这些文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你要配得上你所受的苦，”奥威尔让他所受的苦得到了升华。
我读过《1984》，只能用震撼来表达当时我的感受，依晰记得合上书本那刻的惊悚。当世界变成一个完全被规划完全被设计的样子，这是一个多么可怕和没有希望的世界。而奥威尔就是向我们构筑了一个看似是童话实则具有深刻影射喻义的故事，当读者深刻地投入其中时，奥威尔却用他冷静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抽离出来，作家把想象的空间让给了读者。
每一位读者也是一位审视者，审视奥威尔，审视奥威尔书中近乎荒谬的世界，在这样的审视中，同样审视了自己。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人物的内在线索不太清晰，显性的线索是显而易见的，以年代为准绳，但是内在的逻辑线索却不那么容易抓住，总是在不同的事件中来回跳转。
就像这本书中的副标题一样——冷峻的良心，奥威尔把冷峻贯穿了一生，包括他的作品，《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现在这些作品仍以冷峻的姿态等待读者的阅读与发现。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六)：留欧vs脱欧：奥威尔早已呈现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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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我为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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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欧vs脱欧：奥威尔早已呈现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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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点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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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七)：并非圣徒与先知
从这本书中得知，乔治奥威尔是个阶级意识很深的人，不论他多么穷困潦倒，他始终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他对无产阶级始终抱以同情和观察的旁观角度。他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我想大概来自他的家庭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他早年在缅甸任职的经历。奥威尔对极权统治的恐惧与认识，童年时期的学校经历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读完这本书，想到他在学校时给母亲写的信，那看似欢快的语气，有多少是伪装出来的呢？尤其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信将被校长夫人偷窥。
西班牙的经历对奥威尔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对政治迫害的切身体会，也许他很难写出《动物农场》和《1984》这样伟大的作品，反极权的革命经历直接激发了他的灵感，从而写出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样的纪实作品。正如他所说，很难抱有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每个人必然都有自己的立场，他所能做的就是诚实，将自己的经历见闻如实地写出来，他做到了。在西班牙被法西斯分子射穿喉咙并侥幸活下来更他增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
在政治上，奥威尔被左翼和右翼不喜，当所有人对共产主义憎恨和狂热时，他被没有被时代情绪所感染，而是通过对斯大林极权统治的冷静观察，揭示了苏联神话的另一面。
在个人生活中，他有自虐倾向，比如不戴帽子，天冷也不穿厚衣服，他进行一些苦行僧般的修炼并不让人理解。他喜欢痛苦吗？他又从自我惩罚似的的痛苦中得到什么？
他承认在婚姻中出轨，并且热情洋溢的给女读者回信，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
对于圣徒与先知的评价我不认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让奥威尔死后走上被神化的道路。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凭借良心写作。如果不能理解驱动他写作的内在动力，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他，西方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把他树立反共产主义的标杆，这是在侮辱他，如果他憎恨极权统治，那么他同样憎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
关于苏联和东欧，我想说的是，失败的是极权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奥威尔也许不是最有天赋的作家，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西方经典作家行列，并树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与文化符号。若泉下有知，可以安矣。但还是要说，这些都是他所不屑的。
奥威尔正在流行，“多一个人读奥威尔，便多一分自由的保障。”不绝于耳。有时我在想这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陷阱呢？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八)：自我放逐过程中寻找希望或者绝望
能写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 的奥威尔，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先知，但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奥威尔能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如此入木三分，而这本书就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布莱尔的家庭背景与殖民主义密不可分，父亲为驻印度的官员，母亲的祖上在种植园使用奴隶，“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并且母亲对其要求“天生势利”，与下层阶层保持距离。就读期间接受的精英教育令奥威尔十分反感，于是他一反家庭或者社会的期待，用自我虐待的方式来缓解内疚感，颇有些忏悔的意味。
但是在缅甸期间，他被“夹在两种感情中间，一是憎恨我为之服务的帝国，一是对那些尽力让我无法工作的心地阴险的小畜生们感到愤怒”，突然发现原来下层人民并非如马克思所写的那般纯朴善良，也有着自己的黑暗。这种绝望使得他放弃了在缅甸的工作，流浪冒险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自我放逐，于是有了在巴黎的惊险遭遇和在英格兰的游荡。奥威尔尝试在自我放逐过程中寻找希望，但可惜的是似乎只有绝望。
不过在自我放逐过程中，他的社会观察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这种敏感的观察能力使其在西班牙内战中看到了左派的残酷内斗，二战时在BBC工作中了解新闻审查制度，而这些都构成了写作极权主义的素材。
当然，奥威尔并非圣人，传记作者提到了他理不清的情人关系，对自己生命不屑一顾的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亲朋好友。人性之复杂，在奥威尔身上表现得更为彻底。
《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读后感(九)：冷峻的良心
之前看了奥威尔的日记，说实话不太了解他写的是什么，但透过这本传记让我明白了他的日记背景。
奥威尔一生都被肺病折磨，舍弃了舒适的生活，专门到贫苦的环境生活，这些经历是他写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奥威尔操着伊顿口音生活在底层社会，说自己对生活没什么讲究，而有些存在在骨子里头的习惯，无论他怎么说不讲究却依旧奉行到底，看着工人描述他的那段着实有点搞笑。奥威尔死前拼命想要完成1984，连生命都不顾了。多么感谢他能够写出1984和动物庄园，两部读过便难以忘怀的作品！
传记中描述了一个不为人熟知的奥威尔（关于奥威尔的私生活真是打破了我对他的认知呢），想了解奥威尔的人可以选择阅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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