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瓦解》是一本由陈壁生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页数：1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一)：稍显无力的招魂
全书语言优雅凝练，读来如风行水上。主题一气贯下，叙述了由经学从代表普世价值的“一王大法”跌落到章学诚、章太炎代表的“先王政典”和“民族之史”，最後成了科学方法解剖刀下的死去的史料，因此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都是罪犯。
读後最突出的感觉是作者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对章太炎一味诋呵，以至论述章氏思想的第一章占去了全书很大的篇幅。这样的叙述难免过于简单，甚至流于意气。仅举数条：
1。作者在导言部分把今古文定性为价值vs历史（典制）的区别（7页），好像是将二者平视为面对近代化的两种学术回应。但紧接着叙述古文经学兴起的数千年的“前史”，包括对刘歆经学主旨的判断，都明显站在了今文立场，好像今文代表了古代经学的主流，古文的兴起标志着经学崩溃的先声。而没有解释“古文”何以在漫长的时代里统治古代中国？今文如果作为对西学冲击的回应，是否也该为经学的崩溃负责？我们如果像作者所说，回归那个代表价值的经学，左传、周官该怎么办？魏晋以降直到晚清的古文家到底是价值取向还是六经皆史？
2。作者将章太炎的经学归纳为民族主义史学，并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25页）。此处作者下一转语，云“有史久远，则国性贞固。”我以为这恰恰是章氏史学，乃至部分继承章氏史学的钱穆、陈寅恪治史的根本信念所在，其中的逻辑有待深挖。
3。章氏以史学为论政之基础，于政教风俗反对妄作更张，但并不意味着历史只对当下有约束。与之相反，鲁迅特别称赞章氏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中蕴含着非常激进的改造国民性的设计。在儒学之外，章氏提倡以大乘佛教菩萨行（包括对五朝学的推崇）激励种姓，去贪去奢，培育独立人格的尊严，这些方面与汤用彤、陈寅恪一流学衡派诸家有根本的区别。章氏尝言，经学贬之无伤，尊之无益。盖经学之价值维度，在章氏思想中别有支撑。
4。作者批评民国诸家错解“六经皆史”一语，极为确当。史学与史料一字之差，前者有体例，有宗旨，有情怀。而史料乃僵死、凌乱之片断。但随着史学的进展，史家撰述的作意也逐渐被重新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史记》非独汉世之史，亦汉代春秋家之一家言。甚至作者讨论的注疏研究的缺失，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下并非不可讨论。以《诗经》为先秦之民歌固非，全信注家，视一切从史料窥察史实的努力为“无轮之车，无津之渡”（150页）亦未是。
斯宾诺莎解构了犹太人的历史，选民的神话就此破灭。今天无论有人多么怀念那种自我中心的感觉，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经学或许有自身的学术范式和逻辑，但至多也只是大学体制里的一个分科。
: 不懂经学，也无意对此过多争论。算是小学生的狂言。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二)：倒行逆施还是拨乱反正？
作者认为，经学的瓦解始自章太炎的六经皆史、经史合一。清代章学诚言六经皆史，其意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史官之所职。章太炎稍变其意，其所谓史，则今之历史也，故六经是上古三代之陈迹。经乃连缀书简之绳，非解者所谓常道也。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章氏此论确立了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有国史，方有现代之民族国家。作者云：“章氏之重史，实质在于重国性，这种国性在晚清表现在夷夏关系中，在民国表现于中西文明关系中。”当时言国学、国故，即与西学相对之中国学也。在章太炎眼中，国学尚有独立之价值，可与西学平起平坐。至毛子水、胡适则将此中西之争转换为古今之争，即以中国为古，西方为今，中国未来应向现在的西方发展，其传统已经腐朽，应该统统抛弃。其实，就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摆落中国的价值，在精神上脱亚入欧。因此，胡适又将章太炎所言之史降为史料，认为中国一切文化传统皆须以西方科学眼光检验辨别，又依西学建立现代分科体系，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六经拆分，按类填入各学科中，至此，经学彻底瓦解。在此过程中，被今文家视为素王的孔子也降为良史、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儒家也与经学脱离关系，变为诸家之一。
经学瓦解的过程，即是中国传统价值衰落的过程。作者痛陈胡适以后之史学有史无学，中国哲学更是以中国之材料填西哲之骨架，扞格难通，自身价值被埋没殆尽。相反，作者对今文家表达了同情：“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对古今史学的批评，并非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是他们极其敏锐地看到，随着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中国文明‘体系化’为一个整体之后，古文经学传统如果要保持其活力，将不可避免地史学化，从而最终瓦解这个古老的文明内核中永恒不变的价值。”似乎今文家极其具有前瞻性，言下之意，古文家如章太炎、现代派如胡适，都是走入岔道，所以造成今日之混乱局面。明白了这一过程，在当今的乱局中，似仍可循着线索回到百年前，继续今文家的路子，在六经中重新寻回我们独立的价值。如此，便须重新尊经，确立六经的至高地位，使之从史与史料中还原，恢复其自身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在实际操作中，即是要打破现有分科体系，重回古代注疏系统，发掘其独立的价值，同时为其他学科提供价值标准。近几年来，国学热、读经班如火如荼，高校也趁热打铁，国学院如雨后春笋，一些学者积极谋求国学学科甚至儒学学科的建立，这是在制度上推翻现代分科体系，思路正与本书作者相同。但是，经学瓦解已近百年，想要退回去重走这一段如何可能？现在的分科体系又岂能说打破就打破？目前尚看不清这个思路是倒行逆施还是拨乱反正。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三)：一个破碎的我如何拯救一个破碎的你
在这个百废俱兴的时代，今文经学的学者要恢复经学本身的地位，这点无可厚非，不过在现代学术范式建立之后，仅仅希冀靠“应帝王”或者搞点“复魅”的工作，这真的就能够重建经学的大厦么？这不仅是欺骗民众的智识，也是欲自己遮蔽自己的双眼，古史辨派走的路子是有问题，但并不代表是走向一条截然相反的路子便是正确的。
我想我们不妨平心静气的放下来义愤的社会改造情结，否则，我们与民国学者并无二异，我们既然尊孔，希冀重建社会秩序，不妨重新还原孔子的理路，潜心地考察孔子在两周之际重设政制的意涵。所以不妨走出哲学、伦理学那种的浮泛的自说自话，以及一味的空口强调素王有大法，经文有大义，最终予他人以口舌，而应该对春秋战国时的政制变革考察、对近年出土的战国地方行政简帛文献考察、以及结合诸子与当时的地缘宗属关系分析。重新厘清孔子的社会政治思路。从而坚信古今之争，坚信孔子的政制宗旨，而非仅仅发自“崇经”的情结空言复古，空言国族根基。
不过这可能是太苛责当代学者了，毕竟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而且出于一种普及性的学术也是当下亟需的任务。但是走完这一步，我们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是“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还是中国出现一个明君施行贤人政治？更或者是重建国族意志？我想可能孔子的时代下，他最关切理想并不止于此吧，毕竟在春秋战国之际，这些并非是重要的社会变迁，而孔子周游列国也不仅仅是在“寻找明君”这么简单。讳疾忌医的抛弃古文学的手法，割除乾嘉至民国的学风，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经学牌匾挂着也瘆的慌。
有书评的题目是“六经皆史”，不妨也就这个题目点一下：
作者也引出章学诚的这句话：
“《易》之為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大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都不陌生，明白他是讲官师合一，而非要以史驳经。但是我们注意看他在《原道中》对史官掌各经的分判，会发现他提出"春秋各有国史"，如果大眼跳过认为"春秋各有国史"是春秋记载各个国家的史，那就沦为民国章太炎和顾颉刚的套路中去了。所以注意，这里的"国史"跟前面的太卜，外史，大师，宗伯，司成一样是职官。我们知道春秋不是国别史，而是尊王的编年史，而章学诚颇具慧见，他洞察到春秋作为经实际上有统制"各"国(也可说后代各个区域中心)的经法用意。而前面他对于《易》则安排给了周礼的春官太卜一职。或许正是思考如何在地方分权的系统中进行尊王的落实。春秋一部尊王的经，章学诚不去对应"大史"、“小史”这种王廷“观四方民风”的职官，末一句不说“《春秋》观各国之史”，而偏偏去强调各国的史官，其中用意何在？其明言"各有国史"，其中"各"一字不妨细心体会。我想深究下去，这一个小问题会牵涉春秋战国的地缘政制对峙，牵涉封建与郡县的体制之争，牵涉礼学的宗法制度的瓦解与集权趋向，牵涉负函一地孔子与叶公的辩论等等，绝不是简单的空言经学地位恢复就能解决的。在讨论完毕后，或许我们才能恢复孔子言辞的经义，这样的尊经才有根底。
晚近的古文经自然是走偏了，不过这不在其宗旨，而在其手段太差，看似的复古，实际上文章的水平与深度难逃急功近利，并不扎实，才酿成乱局。但是试问现代史学的血脉一定就背离或支解经学么？我看未必，史学作为诠释学，本身是佐助理解孔子之教的，儒学不是宗教讳而不可考，揭橥儒学的历史场景正是以古制今的利器，坚信古今之争方不惧一考，言之有实才能抗衡西学，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如今不必仍浮泛于民国学术范式的批判，毕竟如今这已是学界通识，当下之急，应径直上溯先秦文献，重新整理先秦史地简帛，还原两周之际体制变革，深解孔子本意，由内在起信素王制法关怀，方不失为未来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四)：“六经皆史”辩正
陈壁生，1979年生于广东潮阳，2002年毕业于汕头大学，后从师于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200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从教于人民大学国学院，著作主要有《经学、制度与生活》、《经学的瓦解》，主编有《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和“经学研究”系列辑刊。
陈壁生从博士阶段就专注于经学研究，博士论文就是对于《论语》中“父子相隐”章的疏解，博士毕业后更是将研究视线投入到晚清民国的经学史上，编辑出版了《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在这部书中，陈兄收集整理了晚清以来学者们对于经学态度转变、经学的现代性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文章。可以说，这本文集正是引发陈兄继续探讨民国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变的重要契机。
这部《经学的瓦解》正是沉潜数年后，陈兄对于民国经学史的全面论述，代表了他最新的一系列思考。全书除导言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分别是章太炎的“新经学”、中国：成为“历史”、胡适之：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完成、孔子与六经的分离、经学的史料化与经学的瓦解。这五章中，着重探讨了章太炎对于经学的改造和胡适及其弟子们建立起现代学科，经学彻底瓦解的过程。
首先，对于章太炎在晚清倡导的经古文学研究，陈壁生认为，与“今文家以孔子为德无位的素王，古文家以孔子为述而不作的圣人，理学家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而章太炎直接将孔子视为‘良史’，其实是为了与今文家的‘素王’之说相对抗。”这也就是说，章太炎虽然出自于古文经学，但是他因与康有为立异，所以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看法，将孔子从圣人的位置拉下来，将其视为“良史”，从而引发了后来更为激进的学术思潮。
在此基础上，章太炎通过“原经而夷经为史，进而为史料，原儒而夷儒为子学，孔子为诸子，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原’，都已经超出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而导夫现代史学之先路。而在现代史学中，已没独立的‘经学’的位置。”通过对于章太炎三“原”的分析，得出了章太炎是以经为纲到以“史料”为本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转捩点。
与章太炎不同，胡适作为留美博士，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曾有继承的一方面，但是他毕竟更加认同辛亥革命后的现代价值观念，因此他们一方面严判中西之别，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有严判古今，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截然二分，从而论证了现代中国并非植根于传统，而是要挣脱历史枷锁，汇入西方的历史过程。
这就是说，已经接受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胡适，可以将传统帝制时代视为应该抛弃的“古代”，而将西方文明视作应该追求的“现代”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自然能够推导出传统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发展的负担，应该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全面的批判。胡适这种现代化的立场，为经学彻底转化为现代史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为引发“古史辨”运动提供了理论条件。
“古史辨”运动作为一场史学运动，正是沿着从章太炎到胡适这条以“史”为本的道路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这场“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的学术运动，将六经与孔子彻底分离，六经四部皆成为学者研究的“史料”。学者通过理性，对六经与四部的材料，根据文献的早晚、文字释读的方式，进行“辨伪”与“考释”研究，从而彻底将传统经学瓦解，建立起分科为形式的现代学术体系。
通过对章太炎、胡适到“古史辨”运动历史沉痛地追述，陈壁生提出：“而真正的国学研究，应该把国学还原为一棵生命不息、流动不止的大树。不是对这棵大树的一切部分做一视同仁的研究，而是主要研究它的根系与躯干，不但要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更重要的是，探究它如何在流动中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并不断向四面八方生长。”这段独白，真可与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为中国历史文化招魂相媲美。
本书的作者陈壁生，出生于广东潮阳，行文中不难看出其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在论述中倾向于今文经学之处随处可见。如此，这本讨论民国经学发展的著作，就不免带有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对于章太炎和胡适的批评，就很容易被看做是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的批判，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分析——当然陈壁生兄可以反诘，认为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是现代学术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经学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于民国时期经学瓦解的问题，陈壁生兄明显是认为，原因出在古文经学对于“六经皆史”的阐释出了偏差，将章学诚“六经乃先王政典”的看法扭曲成了“史料”。从而导致了经学衰变为现代史学。不过，将“六经”视作现代性改革方略的今文经学家康有为、皮锡瑞等人，对于经学的衰败就没有责任吗？至少，我们知道“古史辨”运动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哩。
最后谈一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这一领域近二十年来有多位学者深入耕耘，举其著者有朱维铮、罗志田、桑兵、陈平原和王汎森等多位学者，陈壁生兄在书中也多处引用了上述学者的研究。不过，由于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站在现代性学术一方，与本书的论旨多有扞格，因此陈壁生除引用论点外，并无太多的评述。那么，这本经学史著作与前述学者研究论域大体近似，那么陈壁生兄提出的结论何以与前述学者不同就大可玩味了。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五)：《经学的瓦解》读后
这两天用零散时间读完了人大副教授陈壁生的《经学的瓦解》。这本172页的书回顾了百年以前传统经学从崩溃到消解的过程。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到章太炎将其发挥到极致，以历史原“经”、原“素王”、原“儒”，将传统经学釜底抽薪，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与价值。及至钱玄同从经学内部瓦解经学，将孔子与六经分家，使经学降格为史料，需要重新审视评估。胡适更是主张“整理国故”，而国故既是“乱七八糟”、“无头无脑”、“胡说谬论”和“武断迷信”的史料。如果说章太炎与古文家分道扬镳，将六经从“先王政典”的地位降至历史是为了回应“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贯通古今而严判中西，那么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则是断然割裂了古与今，将不断生发传承的历史瓦解成了纷乱而无生命的史料，古典等同于中国，现代等同于西方，于是现代中国失去了其根本，成为急待汇入西方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以历史的眼光看经学最终导致有史而无学，任何不符合现代学科分类的部分被剔除，历代注疏首当其冲地被砍掉，使《诗经》沦为只有文学价值的《诗三百》，《左传》成为史料而《公羊》和《榖梁》及其他诸经无人问津，经学也就因此凋敝。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感受是，作者将主要论点在全书反反复复提及了至少五六次，还在多处也表达了部分同样的含义。好的一点是它在不断提醒读者经学瓦解的过程与影响，不好之处在于好像除此之外作者也没有别的新观点了。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这本书有四个亮点。一是强调经学是统一整体，不可偏废或按照现代学科分类随意割裂。此点对应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学科分野，也是要复兴经学的第一步。以前读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版本，甚至包括冯达文的新编版），一个很深的危机感是以西方为体系，而拿中哲找对应，就如冯友兰所说，“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找不到对应的就略过不述，找到的对应也许亦是削足适履。东西方两套价值，如何融通是一个宏阔的话题。专业名词未经审视就用，或者拿马列的史观生拉硬扯而非从中哲本身生发出体系，这种做哲学史的方法很有问题。二是强调经注的重要，以及汉儒以注疏明义理的功夫，虽然汉儒一直都被认为是长于训诂。历代经注赋予同样文本以时代的印记，而经学即是贯穿于不同时代的对话。古今中外，借材料阐发自己观点并非稀奇。注疏中蕴含义理，因此抛弃经注直接导致对汉代儒学的轻视以及经学的断档。三是在纠偏当今迷恋民国的倾向，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那是最好的时代，但是现在想想这一批急着瓦解古中国，“高昌着它的挽歌”，“重估一切价值”的人，对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影响，不尽然是多么好。当然了，以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要“同情古人”，也许在那个历史浪潮之下效法西方是那一批知识分子认为的唯一出路。四是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经学的瓦解史，宏观的视角本身就非常“历史”。作者并没提出可行的光复经学的方法，不过这也是聪明之举，如大陆新儒家所提出的种种方略，也未必可行，还会引来不必要的嘴仗，还是罢了。
总之这本书在论述经学消解，现代学科兴起这一段还是非常不错的，旁征博引而且紧扣主旨，最后引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旨亦深得我心，经学虽绝，后辈学人继之责无旁贷。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六)：经学的瓦解
对于该书，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唯一给作者的建议就是回家再苦读十年，再出来混。
作者的知识结构非常非常单一，说了很多外行的话。这里不能遍举，惟举一例。文中引章太炎以孔子为古良史，章氏高足徐复先生为乃师《訄书》所作《详注》，以良史之史指史官。这位陈先生居然说徐复先生注错了，史指史家！您的时间观念是有多错乱啊，穿越剧看多了吧？先秦时期有“史家”？章太炎脑子不冬烘的，肯定不会指“史家”啊。“良史”从来都是指史官呢。 【又，指出别人的错误，是要讲证据的。证明别人如何错，自己的观点如何正确。按理学哲学的最应该懂这个逻辑才是。】
还有一个，陈先生在论述中，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自己真心不知道，总是区别不了“史学”与“史部”这两个概念。鄙人可以明确告诉您，史部是一种图书分类法，就略等同于现在中图法的K类。史学，则是关于史部书的研究。同时，您还得分清楚古人所谓的“史学”与现代学科视野下的“史学”亦不是一个概念，二者内涵不同。又，古人所谓“经学”与“史学”并不是两个对等的概念。经学凌驾于其他诸学之上。经学只能去阐释，不能去质疑，史学则是意在考史证事，有时候就是在为经学服务。
还有，经学的瓦解，就是章太炎/廖平等几个人的事？晚清民国的经学家，您有知道多少？读过他们的几本著作？刘师培呢？怎么不写？提周予同干什么？人家就是一个经学史的研究者（我以为，就周氏那点小能耐，还不足以称“家”。），他研究的是经学史，不是经学。
民国时期，经学的瓦解，与1917年教育部颁令不学孔子是否有关联？与旧有经学不能适应当时的实际需要有关？欧风美雨强烈冲击下的中国岌岌可危，甚至不得不放下“老大帝国”的姿态，卑微地向我们近邻的蕞尔小邦日本学习，这个恐怕都是该写进文章的。但是作者该写的没写，不该写的写了一通。
文章结语部分倒有些见解可从。
又，我以为，对”经学“的定义，恐怕还要斟酌。我以为，通常意义上的”经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含狭义的”经学“（关于经书的研究）和”经术“（就是汉武帝”独尊“的那个）两部分。经学本身是不可以被研究的，只能被阐释。可以研究的只有经部书，也即我所谓的狭义的”经学“。此外，还得分清楚其与经部之学之间的区别。古人在不同语境下的表述相同，但所指可能不尽一致。
本帖不允许回应，请自重！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七)：赓续经学命脉可能吗
陈壁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书中屡次提及其师陈少明，书的后记中也言明深受其师的影响。百度得知，作为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的陈少明，其近期的学术取向正是“倡导、论证新的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性。”作者在书中也强调，自胡适以后，王国维、冯友兰都强调西方哲学对构建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然而，若将中国哲学（义理之学）贯穿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就必然使用西方标准裁剪中国材料。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此则“中国哲学建构并不是在对传统的全盘了解的基础上‘哲学地’考虑中国传统中什么是哲学，而是在对西方哲学了解中寻找中国材料”。结合其师的学术取向，作者的这本书应该就是为创作新的中国哲学做的准备工作——了解中国传统。纵观全书，条理明晰、行文凝练，然而观点铺陈，少有创见。作者认为，叩开经学大学对“国族将往何处去”意义十分重大，但这句口号背后却不见学理上的论证，见到的却是“从事古典研究”的不得不然（见后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朝贡体制转变为条约体制，“天下——夷夏”的格局一变而为“世界——民族国家”的格局，为了应对时局，章太炎将经学转化为史学。书中对此不持异议。但是，作者认为，“章太炎的‘史’，在其后学的手中吊诡地发展成为‘史料’，经学一旦被视为史料，变断送了经学发展。”（P108）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吊诡”一语表明经学成为“史料”并非历史必然，全是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理性泛滥的结果（P119）；二是自章太炎将经学视为史学，经学仍未丧失发展之可能。据此，经学的瓦解变成了人为的责任，如今赓续经学的命脉，或可以从章太炎断经为史开始。至于如何赓续，书中没有细表。
注：我对经学毫无了解，此文难免信口胡说，望方家见谅！
《经学的瓦解》读后感(八)：叩开经学的大门
这本书大部分是在火车上读完的，车轮声中看“经学之瓦解”着实平添一分历史的厚重，作者层层深入的剖析也让人对百年经学之兴衰浮沉唏嘘不已；有些章节虽略显繁冗，但整体读来流畅明晰，令人意犹未尽。
半年多的思索探求，许多曾自以为“曲独和寡”的想法不期于是书中得到了丝丝印证，此诚欢喜雀跃之事也。处此诸学纷呈独吾学式微之世，传承传统思想文化，复兴中华古典文明，实乃吾辈当仁不让之职也；而中华古典文明之精粹，即在经学。数月前与师言欲治经学，师颔首称善；读此书，吾志愈加明矣。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复立华夏文明失落之价值，除经学外别无他途，然诚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数代人重审经籍，沉潜古典，直面庞大而芜杂的注疏系统”，此业断无可成之理。今吾欲作此“艰难事业”中之一小卒，手捧圣贤之经，怀揣继绝之志，不求闻达内外，唯愿他日终不至踽踽独行，则吾学之复兴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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