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日记》是一本由唐君毅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君毅日记》读后感(一)：文人政治梦的破灭：从思想者到力行者的转变
在无纸化成为主流的现代，还有多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有，有多少人敢在日记里完全剖露自己的心迹？特别是在当你是一个名人，面临着日记在某些年之后有可能出版问世的情况下。
关于日记出版物，我看过的不多，首先是蒋公的日记（不完全版，当年在地摊上买的），蒋公惯于耍弄权谋手段，但是看过日记之后，我倾向于相信蒋公内心事实上更偏向于光明正大，比如他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恶习，比如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心态，比如他对“恨铁不成钢”的少帅的愤怒和无奈......可以这样说，蒋公耍弄权谋，不是天性如此，而是他所处的位置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所以说，日记中的蒋公是更为真实的蒋公，是一个项羽式的悲剧英雄，他的日记是真实的袒露（蒋公败退台湾以后，台湾小学生教科书的第一篇文章是《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其次是阎锡山的日记。与蒋公的日记相比，在阎锡山的日记里，你几乎看不到他的真实心迹——满口仁义道德，满嘴教人做圣贤，一幅诲人不倦的姿态。所以，阎锡山的遗嘱当中出现了奇怪的一条：墓碑上刻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在日记里，你看不到真实的阎锡山。
第三是唐君毅日记。
唐君毅的日记介于二者之间，坦率不如蒋公，但是强于阎锡山。不过，这种不坦率，并不是由于为人的品性，而是由于传统文化对唐的熏陶。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唐写日记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尽心中所想，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文化的中庸情结，他又不愿完全袒露心迹，对自己有所压抑。所以他的日记往往只是记事，一般不会表露看法，似乎只有经历的事引发了太强烈的感触，他才在日记里稍微表露一下心情：比如，他的妹妹订婚之后，他埋怨妹夫如愿以偿以后，对唐家人的态度不如从前；比如，参加政府性质的会议之后，他抱怨官僚主义；比如他四处奔走兴建新亚书院，一方面四处奔走，一方面又抱怨筹备工作累人，只想研究学问。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在当时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对如今的我们具有参考价值。唐本质上是一个文人，没有蒋公和阎公所处的位置，所以关于第一方面，可以忽略不计，唯一对如今的我们具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在当时对局势变化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唐君毅日记由唐的妻子谢廷光整理而成，最早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版本是首次在大陆地区发行。
最近几年随着民国热的兴起，民国的大师逐渐作为一个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与钱穆、胡适、冯友兰等人相比，唐君毅的到来未免过于姗姗来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49年的大变局之际，唐还不足以跻身于大师之列，他的大师地位是到香港以后形成的，不像钱穆、陈寅恪、胡适等人在49年左右已经成为大师。另一个原因是唐君毅“站错了队”，建国之后很多年被当成异类和黑对象，长期受到主流舆论机器的忽视和压制，以至于现在提到唐君毅，很多人茫然无知。
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唐早年间有经世报国的情结，这从他早年间的诗作里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他大有拯救苍生，舍我其谁的壮志（唐早年间的诗作，《日记》里有收录），即使到1948年，唐依然有这样的情结。然而49年的大变局发生之后，移居香港的唐似乎心灰意冷，很少提到政治，这是因为他对大陆的D不满意，对台湾的D也瞧不上。在唐的一生中，49年是一个转捩点。从这一年开始，他的日记中更多的，是家庭琐事和授业琐事，虽然经常到台湾或者国外参加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但他很少发表看法，在日记里只是一笔带过，如今的我们，只能从日记的措辞上揣测他深藏的心情变化，以及时代的变局对他的心情的影响。刻薄地说，是49年以后，唐似乎才完成了从思想者到力行者的转变，意识到喊口号、空有雄心壮志没有用，脚踏实地地做事才是王道。
由于1948到1978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大陆和台湾都是如此——所以唐的日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最后再说一句：唐对历史的预测，尤其是对未来中国文化走向的预测很准确。
《唐君毅日记》读后感(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949年，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一年。当我朝太祖红光满面的画像，在中国的大陆像野火一样蔓延开，在家家户户的墙壁上燃烧的时候，曾经执掌中国政局的蒋总统，正在海岛台湾，用惆怅的目光眺望着留下了他的青春与梦想、见证了他的辉煌与衰落的彼岸。
无论是得志的太祖，还是失意的蒋总统，作为一个时代的掌舵人——现时的或者曾经的——注定要有一批人因为他们的上台或者下野，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日记》的主人，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有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就是读过《日记》之后最大的感触。在整部书里，我看到了四个字：无奈，惶惑。
1948年，蒋总统败退在即，在大陆政权即将易主的关头，倾向于gmd政权的唐是惶恐的，这一点从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除了惶恐，他还有一些不甘心，难以接受国民党败退的结局，但是作为一个书生，他是无能为力的。一方面，他有献身于政治的想法——这里我只是说“想法”，而没有用到“勇气”或者“决心”这样的词语，因为我倾向于相信唐有这样的念头只是一时兴起——一方面，家庭琐事又让唐的献身于政治的念头来去倏忽，比如家人的安置，妻子的工作，妹妹的工作，等等。在1948年，唐产生从政的念头是阶段性的、突发性的，他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了家庭琐事上。
书生与政治家（或者政客）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更偏向于理想主义，而后者往往是现实主义者。即使唐在1948年有过从政的念头，这种念头也是“呼吁”、“结社抗议”式的，这足以说明唐在本质上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毕竟改变现实的是手，不是口。在山河变色的时刻，唐的内心是焦灼的，可是他也很无奈，或者说传统文人的根性，使他对政治还有一定的幻想，内心认为文化还是政治的附属，害怕文化失去依托。
抵港之后，唐逐渐有意识地培固文化的独立性，使之不再为政治服务，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对政治产生了失望情绪。但是自此直到78年逝世，唐依然是惶惑的——至少在我看来是惶惑的——因为他不知道传统文化在已经改变的时代里能维持多久，生命力究竟如何。在这段时间里，唐的日记里很少出现政治，提到也是失望，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表达的是对传统文化复兴的信心，这是一种安慰自己的方式，给自己打的强心针——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以前看过一个采访牟宗三的视频，牟宗三信心满满地说“将来我们的影响会在大陆”（采访时间为90年代）。牟宗三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看到了港台地区的经济腾飞，看到了传统文化对经济腾飞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一厢情愿的还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唐君毅没有看到，因为在1978年，大陆、港台地区都还不安定，传统文化仍然在夹缝里求生存。然而，就是这种在惶惑中的坚持，以及在惶惑中维持文化的独立性，使之不再为政治服务，成就了唐的大师地位，也使唐与一般的书生产生了不同——虽然他还是书生。
《唐君毅日记》读后感(三)：唐君毅与胡兰成往事
(1950) 九月
七 日 晴 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
九 日 晴 胡兰成又来访，谈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
皆有体验。
十一 日 晴 阅胡兰成所著书二时，夜赴其处谈。
十二 日 晴 下午应胡兰成约至半岛酒店谈。
十三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四时。
十四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完，夜约其来谈并晚饭。
十七 日 晴 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平易。
十九 日 晴 上午送胡兰成行。
两人初见，胡兰成自是一副夸夸其谈架势，唐君毅觉其“颇有自得之言”且“天资甚高”，十天后竟认为胡兰成见解“甚高”似牟宗三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唐君毅并未说胡兰成的学问好，只认为其“见解”、“天资”高，这与以后唐君毅对胡兰成的看法和评价有关。
有点奇怪的是，唐君毅是个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似乎一点没计较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胡兰成到香港后恢复了原名，唐君毅再埋头书斋，不会不知道他是何等人，按胡兰成个性也不会不说。是汉奸，仍来往，唐君毅或许认为事过境迁，一切都不值得再计较、再较真了？
从相识到离去，总共不足半个月，两个人的友谊却持续了几十年。这于胡兰成是幸运，自他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几乎是他唯一始终交往的中国朋友。
《唐君毅日记》读后感(四)：哲学泰斗，学术大师（转载）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宜宾，山川秀美，物产富饶，历史文化底蕴十分丰厚。以“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理想之人文主义的代表”、“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而享誉海内外学林的唐君毅先生，即是这方沃土毓出的一位学界泰斗。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即农历戊申年腊月26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水槽头故居。祖籍广东五华（古之嘉应州长乐县，今属梅县）的客家，15世祖宗禧公始由粤迁川南宜宾（清康熙年间），初为人佣工，后业农置田产于宜宾县城柏（树）溪镇金沙江对面之普安乡周坝，自其曾祖父东山先生始尊儒读书，遂成书香。其祖父树寅公，就塾读书，习八股文，未及冠而病殁。祖母卢氏，苦节一生，1920年谢世于成都，后移枢葬于宜宾故里。
父迪风（又名铁风、倜风）讳火良 ，1886年5月17日（清光绪12年）生于宜宾县周坝故居，1931年5月10日（农历辛未年）病逝于周坝故宅，享寿45岁，18岁应试为清末科秀才，后就学于成都叙属联中及法政专门学校，又曾赴金陵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习内典，先后任教于江油省立第二中学、成都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外国语专门学校、重庆联中、省立第二女师、南充嘉陵高中、成都师范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并曾受聘出任《国民公报》主笔，与彭云生等创办敬业学院任院长，性刚直，不愿为官，乐于治学，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文字音韵学及佛学等造诣极高，名重一时，著有《孟子大义》等书。
母陈大任字卓仙，1887年2月12日（清光绪13年）生于宜宾县豆坝，1950年移居香港，1952年返回广州，1964年2月26日殁于苏州，享年77岁；自幼聪敏，游佛浸儒，知书达理，能文擅诗；曾就读于成都淑行女校，18岁与迪风先生结婚，除曾于简阳及重庆女子师范、成都建本小学、敬业中学等短期任教外，皆尽劳瘁于养育君毅及其妹至中、恂季、继渊、弟君实5人至成立，是一位贤母和女诗人；宜宾真武山博物馆存有其《思复堂遗诗》五卷。
唐君毅幼承陪家训，因家学熏陶，3岁即喜弄文墨。尚仁的川南民风及金沙江畔、少峨山下“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莽苍苍”的故乡壮丽山水孕育了他非凡的灵气，陶治了他笃厚宽容的大儒之风。少小随父母离乡在外，转徙南北，历览名山大川，京都大邑，视野开阔，胸有奇气。
1919年（十岁时）始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高小，继读于重庆联中，那时即撰有《荀子的“性”论》发表，展现其超常的才智。1925年联中毕业，只身赴北京求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他毕生笃于旧故，诱掖来学，终身不倦，盖因其时深受北大著名教授梁漱溟先生影响。
1927年转读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哲学系、副修文学系，受学于熊十力、方东美、宗白华、汤锡予、李证刚、何兆清诸先生。1928年休学一年返川，在四川大学文学院讲授西洋哲学史。1932年由中央大学毕业回成都，执教于敬业、蜀华、成公等中学。1934年至1949年，在中央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主讲哲学概论及中国哲学史。其间，曾任华西大学教授、蜀华中学、天府中学教师，无锡江南大学教授、教务长及江西鹅湖书院训导主任（未到任），在曹禺等人主办的戏剧学校兼教哲学概论，又为抗日救亡挥笔而战，与李源澄、周辅成等创办《重光月刊》、《理想与文化》、《文化通讯》杂志，并一度出任重庆教育部特约编辑，写作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获当时教育部学术奖。
时人赞扬他“好似费希特在拿破仑进入德国时期为唤醒德国民族奋勇起来救亡图存，因而写哲学著作一样”。
1949年4月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同往执教。同年6月，应邀至香港华侨工商学院讲学，旋即留港。同年8月与钱穆、张丕介、崔书琴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学校。次年春，该校改组为新亚学院，唐君毅除任教主要课程外，还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并倡设、主持新亚学术文化讲座139次。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学府导师制度，以沟通中西文化，谋求人类福利和平为旨”，成为现代新儒学传道授业的大本营。1962年，被推任“东方人文学会”会长，还倡设“国乐会”，自任顾问。
1963年，港英当局将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当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4年受聘夏威夷大学，主讲“新儒学”。1969年出任东西方哲学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1974年唐君毅自中大退休，即同牟宗三、徐复观、吴俊升等人恢复和创办私立的新亚研究所和新亚中学，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1975年秋，应台湾大学之请，出任哲学系客座教授。唐君毅先后出国访问14次，足迹遍及日本、菲律宾、南韩、美国、意大利及瑞士诸国，出席12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1978年2月2日，唐先生病逝于香港九龙，葬于台北观音山淡水河畔之朝阳公墓。
唐君毅毕生从事教育和著书立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和培育人才。于教学、校务、所务丛脞之中，尽心竭力做学问，手不释卷，笔不停耕，发表《阳明学与朱子学》、《西方文化对东方之挑战及东方之回应》等论文300余篇，撰写《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哲学概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等专著20余册，平均每年写下20余万字，海内外学术界评曰：“先生著述之丰，在当代学人当中，可谓无出其右者。”
唐君毅著述内容广博，义蕴周流互贯，大体可分类为：人生体验、文化理想、哲学研究、思想体系及书简日记五部分。“其著作奥衍浩瀚，驰骛八极，要以立足于人生，开辟生命之本源，建立道德理想之人文世界，以启导我民族无限向前向上之生机为其鹄的”。其学“体大思精，长于辨柏，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
1958年元旦，唐君毅同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该宣言由唐君毅执笔，洋洋四万余言，“系统阐述了‘新儒家’的主要观点，把‘新儒家’所发起的儒家复兴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该宣言被视为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
尔后，唐君毅对西文和东方哲学进行了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用时10载，完成了200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原论》巨著，有学者认为该书将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唐君毅除6大册《中国哲学原论》，对中国哲学予以系统的再释、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生命之外，在其最后之遗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下册，1977年出版）中，综合中西印哲学，依生命三向开出心灵九境（即著名的心灵“三界九境”之说）。
“这是一种广度式的判教”，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的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命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其世界观“是继承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主张把人类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化活动，从不同方面与层次给予应有的肯定，企图使一切文化皆能并育而不相害。”
此书出版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
唐君毅逝世后，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年年举行悼念活动，缅怀这位“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的“蜀国宜宾乡贤”，研讨和传播其学术思想。台湾学生书局先生编印出版了《唐君毅先生纪念集》、《唐君毅教授纪念论文集》和30大卷本《唐君毅全集》。新编《宜宾侨务志》、《宜宾县志》，为唐君毅及其父、母立传。新编《宜宾百科全书》、《四川省志》（人物志）也为之立传。享有权威盛誉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均已将其载入。
1988年末香港召开了“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并举办了唐君毅“著作手稿展”、“生活照片展”。会后，出版会议论文集4卷；国内外诸多报刊予以报道，称赞这次会议是“首个以近代中国哲学家作为国际性研讨对象”的盛会。
为了纪念唐君毅先生，著名的美国密执安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设立了“唐君毅奖学基金”。200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所著的《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该书是一部研究唐君毅学术思想的专著。武汉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哲学史家萧箑父赞誉唐君毅“以德慧双修，教泽广远，成就辉煌而流誉海内外学林，成为现代中国卓立不苟、自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哲人。”四川大学著名历史教授伍仕谦则撰文说：“目前中国学人著述之富，没有一个超过他（即唐君毅）。国外人士把他与冯友兰，梁漱溟并称，实际上冯、梁的著作并没有他多，国外的声誉也没有他大。象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爱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使外国人十分敬仰。”唐君毅出生川南农村，没有出国留学，在30岁左右，即成为南京中央大学名教授，继而成为誉满世界学林的一代宗师，盖因其具有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眷恋故土，爱国爱民。他曾著文说：“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
哲人其萎，道学常新，一代宗师，千秋志业。
作者：骆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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