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论》是一本由[法]艾利·福尔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8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拿破仑论》读后感(一)：读懂拿破仑的“一扇重要窗口”——读《拿破仑论》
文/岸晓风
评价一个伟人是典型的“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我们都熟知“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理大家对一些伟人的看法也是有如万花筒一般的。对于像拿破仑这样影响世界的人物，我们对他的了解也注定是片面的，肤浅的。这里不妨引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说法：“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有雄才大略的。”
雨果的这种观点在《拿破仑论》一书中是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的。这本书是“拿破仑毕生辉煌业绩的激扬辩护词”，作者是法国文论家、艺术史家艾利·福尔。这本书从拿破仑带给世人的启迪、正面、反面、和人们的关系、他的爱情观、他的使命、他的影响等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立体，非常生动的拿破仑形象。在作者“激扬文字”的背后是若干的“名言警句”，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家都知道，《拿破仑论》这本书是晚年毛主席急于想看，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带领人一个星期之内译出的。另外，根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阅读过法国、英国、俄国等多国出版的《拿破仑传》。此外，毛泽东当时还嘱印过一种两函十七册的线装大字本《拿破仑传》，供领导干部参阅。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根“隐形”的线，就是毛主席与拿破仑的对比，也包括对于他们评价的对比，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充分佐证了毛主席晚年为什么如此迫切的希望读到这本书。
毛主席给自己的评价是“三七开”，并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于拿破仑的功过同样有最重要的几点。一是提议和主持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这部民法典，汲取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成果，原则上承认平等，将《人权宣言》中关于财产权、名誉权等基本人权的概念具体化为法律规范，不仅影响法国社会至今，乃至影响欧洲和世界上众多“大陆法系”国家；二是滑铁卢会战之后，宁愿接受失败，不忍让法国军民为本人的权位火中取栗。这表明他征服欧洲和世界的狂妄是有底线的，他并未权令智昏，为了保持皇位而拿人民的性命赌到底。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这两个世界性的伟人如果能穿越历史的时空，那肯定是难得的知音。
《拿破仑论》读后感(二)：【2005年旧篇】论拿破仑·波拿巴
华夏行誓 第一卷 中部 第一章 德篇 阳时第二
2005年4月 别鹤
（引用请完整注明）
一、复辟还是训政？——法国革命的大势
伟大的领袖人物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们既交了好友，又树了死敌。很少会有人对他们无动于衷。对他们的评价部分取决于谁将赢得世界范围的斗争。——尼克松《领导者》
多少年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各国人民的心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很多人明明知道他是个“侵略者”，是个“独裁者”，也不自觉地把他和希特勒、成吉思汗之流区别开来，对他的罪恶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憎恨，对他的错误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奚落。拿破仑这个人，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使他高居历代征服者之上，占据着一个历史的制高点，凝聚着千千万万人超越自我的目光，最终也使所有的野心家感到绝望。
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种魅力、制高点呢？当贝多芬听到他称帝的消息，愤怒地把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的题词给划掉；当敌国的拜伦和雪莱闻知他的覆灭，写下长诗给他以惋惜的嘲笑；当于连孤身一人去闯荡，随身带着他的画像，像藏一个通缉犯一样把他的画像藏在屋子的角落，每遇挫折和犹豫便拿出来久久凝视；当一群热血青年在东方大陆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他成了先知和圣人；[1]当某人在“谁伴我闯荡”的峥嵘岁月里探路的时候，也曾经在囊空如洗的背包里紧裹着他几乎被翻破的传记。两百多年来，他几乎就是各个民族激励年轻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偶像，似乎心里装着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
这样的复杂、矛盾、光怪陆离，还要从他称帝一事说起。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复辟者”遭到各国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批判，唯有拿破仑的称帝只是一笔带过。我们见到他亲手给自己戴上月桂冠，大摇大摆地恢复了宫廷的礼仪、世袭制度，并把战火烧到了通古斯河和克里姆林宫，却还是觉得那生机勃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性的认识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拿破仑称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宪政前期的训政，是捍卫法国革命的火种不被法兰西孤岛四周的汪洋大海所扑灭！是这样吗？要理解这一切，首先得从两个世界的大势看起——一个是拿破仑的精神世界，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世界。
二、波拿巴——普罗米修斯
If you could understand the dream that fires my soul，you would all follow me！UNIVERSAL REPUBLC：Europeon will become a single people，and anyone，wherever he travels，will always find himself in a common fatherland.Many wars will be necesary，but I proclaim it here for posterity，victories will one day be won without cannon and without bayonet.——阿贝尔·冈斯《拿破仑》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俯瞰着古往今来的诸多帝国，却专门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科西嘉。他说有一种预感，这个小岛总有一天会声震寰宇的。他怀着薪尽火绝的忧郁而死去的时候，科西嘉岛的一个倔强的少年一天天地成长。这个少年像一只鹰落到了一群鹅堆里一样，受尽了侮辱、嘲弄、排挤，和怀才不遇的贬斥。在那本记满了卢梭、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恺撒、围攻术、马基雅维利、十二个哈里发的笔记本上，曾写下一段分析自杀对与不对的话。在愁云惨雾的后面，他以一句闪光的话激励着一天只能吃一个干面包、睡四个小时的、在风雨如晦的刀尖上跳舞的自己：“天才人物像一些陨星，命运注定他们为照亮时代而耗尽本身。”
一些人总爱用抽象的“民主”“自由”等字眼，去强调什么高贵什么卑贱。在我看来，底层人都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渴望出头；上层的人都不太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不大希望新崛起的人物动摇他们的地位。这样，革命与专制的双簧剧，在同一束人性镁光灯的飘忽之中，静悄悄地上演了。这就是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后唉声叹气，而巴士底狱外的“无套裤汉”们已经拿起了武器的、法国革命的欧洲大势。这也是波拿巴从卢梭的论文里磨砺着高呼平等的思想利剑、从恺撒的战记里找出深不可测的海螺的精神世界。
贵族与平民，造成了流血的十年。罗伯斯庇尔倒在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拉法叶特辗转于两个大洲，托马斯潘恩在监牢里诅咒着华盛顿，法兰西在茫然无助中哭泣。与此同时，一位矮个子小将军，远离着巴黎的政治旋涡，指挥着一支发不出军饷、穿不起鞋子、面如菜色衣不蔽体的小分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的皑皑冰雪，将胜利的花瓣用魔法一样的铁手，撒在了战士们的脚下。他告诉他们，要用长剑把《人权宣言》写遍欧洲大地，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像那盗取天火而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整日忍受着风吹日晒和兀鹰撕咬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荒岛，与他熟悉的一切远隔在万里重洋。从科西嘉岛，到圣赫勒拿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
三、拿破仑——法兰西之魂
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邹容《革命军》
拿破仑与法兰西手牵手，不足二十个年头。就在那二十个年头里，东方大陆沉睡于辫子和屠刀下，似乎文明的火种将在“人”这个物种身上熄灭时，世界另一端的欧洲人民却被法兰西的三色旗唤醒了。“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都能在上面找到空间。”拿破仑就这样凝聚了革命中的法兰西。“建立理性王国，使人们充分地发展和无限制地享有所有的才能。”拿破仑就这样让法兰西成为了欧洲的中心，并以她前所未有的光辉震撼了整个世界。“取消上层和底层之间所有的调解人。”贵族与平民的两极，在他手上奇迹般地得到了无障碍沟通：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以人的才干而非出身——这实际上是一切革命所能达到的终极目标。
当他用法典和征战，将这个目标浓缩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被洗刷污垢的原则性词汇后，把出身特权当成救命稻草的、外强中干的欧洲王室组成了七次反法联盟，想阻止这一原则的传播，想把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法兰西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的火湖，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从金字塔到安第斯山的各个角落。在这个火湖之中的法兰西人民，如在一个缓缓下沉的孤岛中整日惶惶不安。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的出现，他们必然像深山老林中的孩子一样，时刻面临着狼群、老虎、毒蛇、犀牛、鬣狗。这个强力人物，就是第一执政波拿巴，变身而成的“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一世。当99%的公民投票支持他称帝以后，他是否背叛了革命的原则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出身高贵，甚至是神权天赋呢？看看他是何等的骄傲，而不是虚荣：“御座？一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而已！”然后一个狡黠的微笑：“你我私下说说，成年人也是受玩具支配的。”
他对法国革命的原则是忠诚的，所以，法兰西人民也是忠诚的，不论是第二天就成为将军、拖着沾满泥浆的脚丫和他同吃一锅饭的农民，还是指挥官身先士卒、自己却被要求走在士兵和驴子中间免遭炮击的天文学家，都对他有一种近乎兄长和慈父一样的亲切情感。这种情感，在他孤身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使天地为之变色的高潮：“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如果你们想打死你们的皇帝，就开枪吧，我就在这里！”没用一发子弹，没有一滴流血，法兰西人民赶跑了波旁王朝，重新迎接他回到那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这种情感，在反法联盟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达到了极至——理工大学的全体学生要求参战，抵抗波旁王朝的复辟，保卫皇帝陛下。请注意，衡量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真是假，就在这一时刻；是仅仅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动员工具，来满足自己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和折磨他人的毁灭欲，还是由衷地像对待生命中的另一半似的热爱这个民族，让她和孩子们好好活下去，就看这一时刻。
一百二十九年后，一个表面上与他相似的小胡子面临了相似的一刻，他选择的是：毁灭一切工业基地和生产资料，“我失败了，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它应该从地球上抹掉！”[2]而拿破仑选择的是一句幽默的圣旨：“我不会为取金蛋而杀死我的母鸡！”他放弃了一切会引起内战的的动员手段，告诫法兰西人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下也要好好地活着，让“法兰西精神”继续扩展开去、流传下去，而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的失败责任，走向那块万倾波涛中的高加索岩，走向最后的、一个人的革命。若干年后，数十万居民冒着暴风雪，在巴黎迎接着他的灵柩，数百个国家搜寻着他的每一句遗言，其中有一句总结最后的失败。那是怎样的慷慨陈词呢，是不是激烈的控诉，或者语录一样的宣告呢？“我之所以失败，是我挺久没和老部下一起吃粥了。”这句话和一百零四年后东亚的一张病榻上，在肝癌无休无止剧痛的折磨中，用粤语、普通话、英语不断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那句话[3]，尽管语气不同，却有着类似的分量。有这样的领袖作为历史深处的魂，一个民族永远不会倒下！
四、一个民族领袖的四种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带着你的热爱和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面。——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一个民族的领袖，怎样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领袖怎样成为民族魂，成为民族的脊梁？他就不仅仅要用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仅耽于人的七情六欲，他应该是四种角色的化身，这四种角色在他身上，不断地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首先，他要有一双鹰的眼睛，他的思想要飞到鹰的高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看到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看到全人类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规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描写希特勒入狱的时候，曾经强调：“他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去，他的心中又燃烧起一股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德国。”许多男子汉看到这里，不禁赞叹：“这简直是一个民族领袖的最高境界！”
不，朋友，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领袖最起码的境界。如果一个领袖没有“掌上千秋史”的、内心深处的千秋帝国，就不会有“胸中百万兵”的自信，就不可能激起一个民族的信念，更不可能唤醒这个民族蕴藏百年千年的本性。每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都是如此，英国的丘吉尔曾经写下四卷巨著〈英语民族史〉，印度的尼赫鲁曾经在狱中给他的女儿用信件写世界历史，埃及纳赛尔曾经写〈革命哲学〉，古时候的唐太宗和恺撒，也各自写下了十二篇〈帝范〉和五部〈战记〉。一个民族领袖不一定是学问家或者理论家，但他首先是一个体系一致的、有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无一例外。
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有狮子一样的强制力。没有强制力的领袖，任你威望再高、见识再高，也注定两个字：失败。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以前，他是没有强制力的，所以空顶“共和之父”的名号，而颠沛流离。相反林肯用联邦军队的强制力，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所以他能成功。穆罕默德带着仆人出走麦地那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安拉使者，而他和一代代信徒们举起圆月弯刀冲出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教就有了可怖的力量。成吉思汗有一部训练有素而残酷无情的作战机器，所以他尽管只有“让青天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场”的理想，但也没人能奈他何。毛移山倒海的秘诀，他自己也承认，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强制力的根源是什么呢？是领袖的两种能力：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组织能力能把千头万绪，合成一股为我所用的强力，宣传能力则像火把一样顷刻投到民众的柴堆里，瞬间就能点燃那熔化喜马拉雅山的意志的烈焰。
天道无亲，领袖和民族的命运都是坎坷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领袖，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都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种种苦难。勾践曾为夫差的农奴，亲口尝粪；冉闵曾隐忍多年，被迫认贼作父；斯大林经历六次逮捕、七次流放；曼德拉为了黑人的权利，曾沉默地征服着高墙四壁二十七年；罗斯福正值壮年而得小儿麻痹症，终生无法离开轮椅；甘地先是受到种族歧视被半路推下火车，后是数不胜数的入狱和绝食；华莱士则忍受着刑场上的刀割斧锯，在发出哀求就可以释放的希望之中，选择了为苏格兰人呐喊出最后一声“Freedom！”……要成为领袖，就要对民族的苦难、每一个同胞的苦难，给予义无返顾的承担和真诚的悲悯，因为权力就是责任。
因此，一个领袖还要成为骆驼，在无人理解的心心相印之中，在唯有他能理解的同胞的潜意识里，支撑着一个民族走过那没有绿洲、也没有月华的沙漠。如果没有这样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勇气，没有“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4]的决然，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而没有这样的领袖，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最后，他还要成为一个小孩。鹰的远见，狮子的激情，骆驼的律己，是人为的产物，在人为的背后，还必须有自然意志来支撑他自己。自然意志，就是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我曾经凝神观看孙文和林肯的照片，他们的眼睛像儿童一样的纯洁，那里面完全是对一个民族的大爱，甚至是对全人类每一个立场的理解和审视。
这样的自然意志，是每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带来的，一个民族的自然意志，也是从母系氏族的残余里积累起来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当一个领袖完全抛弃了渺小的私欲杂念后，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厄运而恐惧，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失败而灰心丧气，他会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愤怒中微笑，在痛苦中笑傲，对一切都感兴趣，每一时刻都看到眼前的长处，都判断出它们存在的价值，并明确地、坚如磐石地告诉自己：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的黎明。
[1]参见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等章，曾数言如“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共和革命之时，推崇拿破仑者极为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亦与法兰西革命三色旗有关。盖因拿破仑乃法兰西革命化身，法兰西革命亦世界民族主义、民权共和之革命先驱。吾华夏因满清奴役，忽见法兰西革命，忆吾固有之遗风，见贤思齐，故呼唤中国之拿破仑。
拿破仑的领导，将法国从人人自危十面围剿的黑暗拯救出来，从教育、土地、科技、金融、高卢史、法语、医学、家庭、行政区、主权、法典各个方面，将法兰西革新成为一个社会契约，这是自由和文明得以立足的前提。
并且在这过程中，拿破仑从未放弃对共和行宪的追求，从厄尔巴返回法国的百日，他已结束了训政，全力推动立宪制，这是连长期误解他的贡斯当都深表赞同积极合作的。而且，为了终结隐患，拿破仑还对外消除农奴制、宗教法庭、封建采邑并且强行颁布法典。
拿破仑本来可以逃走，但是得知敌人进逼巴黎，于是写信给议会，请他们授权自己带兵抗敌，胜利之后杀了他都可以。被拒后，法国巡洋舰想引开敌人，让拿破仑冲到大洋，逃到美国，拿破仑再一次拒绝，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为他一个人牺牲巡洋舰官兵是不允许的。
死前，拿破仑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给法国百姓，以及他一生中的九十几个恩人，其中一部分专门给了滑铁卢那年遭受外国战火的省份。作为民族英雄，做到他这程度的，寥若晨星。
[2]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十一章《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其余有关希特勒之著作。
[3]参见孙文《国父遗嘱》等。
[4]顾炎武诗《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
[5]庄周《庄子 逍遥游》。
《拿破仑论》读后感(三)：【全】拿破仑——武装先知的天涯海角
（上篇写于2005年4月，下篇写于2018年5-6月，上下两篇跨度较久、略为不同，仅供参考，版权所有，引用时请完整注明）
目录
上篇：拿破仑：民族主义
一、复辟还是训政？——法国革命的大势
二、波拿巴——普罗米修斯
三、拿破仑——法兰西之魂
四、一个民族领袖的四种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下篇：拿破仑：自由先知
一、武装的先知
二、西方文明的左右两难
三、拿破仑民法典：超越一切宗教力量的东学西渐光荣旁系
四、东学西渐：普罗米修斯的一生
拿破仑波拿巴上篇：拿破仑：民族主义
2005年4月 别鹤
一、复辟还是训政？——法国革命的大势
伟大的领袖人物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们既交了好友，又树了死敌。很少会有人对他们无动于衷。对他们的评价部分取决于谁将赢得世界范围的斗争。——尼克松《领导者》多少年来，拿破仑波拿巴在各国人民的心里，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很多人明明知道他是个“侵略者”，是个“独裁者”，也不自觉地把他和希特勒、成吉思汗之流区别开来，对他的罪恶更多的是遗憾而不是憎恨，对他的错误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奚落。拿破仑这个人，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使他高居历代征服者之上，占据着一个历史的制高点，凝聚着千千万万人超越自我的目光，最终也使所有的野心家感到绝望。
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种魅力、制高点呢？当贝多芬听到他称帝的消息，愤怒地把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的题词给划掉；当敌国的拜伦和雪莱闻知他的覆灭，写下长诗给他以惋惜的嘲笑；当于连孤身一人去闯荡，随身带着他的画像，像藏一个通缉犯一样把他的画像藏在屋子的角落，每遇挫折和犹豫便拿出来久久凝视；当一群热血青年在东方大陆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他成了先知和圣人；[1]当某人在“谁伴我闯荡”的峥嵘岁月里探路的时候，也曾经在囊空如洗的背包里紧裹着他几乎被翻破的传记。两百多年来，他几乎就是各个民族激励年轻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偶像，似乎心里装着他，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
这样的复杂、矛盾、光怪陆离，还要从他称帝一事说起。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复辟者”遭到各国教科书千篇一律的批判，唯有拿破仑的称帝只是一笔带过。我们见到他亲手给自己戴上月桂冠，大摇大摆地恢复了宫廷的礼仪、世袭制度，并把战火烧到了通古斯河和克里姆林宫，却还是觉得那生机勃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感性的认识呢？因为在他们看来，拿破仑称帝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宪政前期的训政，是捍卫法国革命的火种不被法兰西孤岛四周的汪洋大海所扑灭！是这样吗？要理解这一切，首先得从两个世界的大势看起——一个是拿破仑的精神世界，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欧洲世界。
二、波拿巴——普罗米修斯
If you could understand the dream that fires my soul，you would all follow me！UNIVERSAL REPUBLC：Europeon will become a single people，and anyone，wherever he travels，will always find himself in a common fatherland.Many wars will be necesary，but I proclaim it here for posterity，victories will one day be won without cannon and without bayonet.——阿贝尔·冈斯《拿破仑》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俯瞰着古往今来的诸多帝国，却专门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科西嘉。他说有一种预感，这个小岛总有一天会声震寰宇的。他怀着薪尽火绝的忧郁而死去的时候，科西嘉岛的一个倔强的少年一天天地成长。这个少年像一只鹰落到了一群鹅堆里一样，受尽了侮辱、嘲弄、排挤，和怀才不遇的贬斥。在那本记满了卢梭、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恺撒、围攻术、马基雅维利、十二个哈里发的笔记本上，曾写下一段分析自杀对与不对的话。在愁云惨雾的后面，他以一句闪光的话激励着一天只能吃一个干面包、睡四个小时的、在风雨如晦的刀尖上跳舞的自己：“天才人物像一些陨星，命运注定他们为照亮时代而耗尽本身。”
一些人总爱用抽象的“民主”“自由”等字眼，去强调什么高贵什么卑贱。在我看来，底层人都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渴望出头；上层的人都不太喜欢民主自由，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不大希望新崛起的人物动摇他们的地位。这样，革命与专制的双簧剧，在同一束人性镁光灯的飘忽之中，静悄悄地上演了。这就是路易十六在三级会议后唉声叹气，而巴士底狱外的“无套裤汉”们已经拿起了武器的、法国革命的欧洲大势。这也是波拿巴从卢梭的论文里磨砺着高呼平等的思想利剑、从恺撒的战记里找出深不可测的海螺的精神世界。
贵族与平民，造成了流血的十年。罗伯斯庇尔倒在了自己设计的断头台，拉法叶特辗转于两个大洲，托马斯潘恩在监牢里诅咒着华盛顿，法兰西在茫然无助中哭泣。与此同时，一位矮个子小将军，远离着巴黎的政治旋涡，指挥着一支发不出军饷、穿不起鞋子、面如菜色衣不蔽体的小分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的皑皑冰雪，将胜利的花瓣用魔法一样的铁手，撒在了战士们的脚下。他告诉他们，要用长剑把《人权宣言》写遍欧洲大地，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想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像那盗取天火而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整日忍受着风吹日晒和兀鹰撕咬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荒岛，与他熟悉的一切远隔在万里重洋。从科西嘉岛，到圣赫勒拿岛，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又领悟了什么？
三、拿破仑——法兰西之魂
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邹容《革命军》拿破仑与法兰西手牵手，不足二十个年头。就在那二十个年头里，东方大陆沉睡于辫子和屠刀下，似乎文明的火种将在“人”这个物种身上熄灭时，世界另一端的欧洲人民却被法兰西的三色旗唤醒了。“我开辟了一条大路，每个人都能在上面找到空间。”拿破仑就这样凝聚了革命中的法兰西。“建立理性王国，使人们充分地发展和无限制地享有所有的才能。”拿破仑就这样让法兰西成为了欧洲的中心，并以她前所未有的光辉震撼了整个世界。“取消上层和底层之间所有的调解人。”贵族与平民的两极，在他手上奇迹般地得到了无障碍沟通：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以人的才干而非出身——这实际上是一切革命所能达到的终极目标。
当他用法典和征战，将这个目标浓缩为“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被洗刷污垢的原则性词汇后，把出身特权当成救命稻草的、外强中干的欧洲王室组成了七次反法联盟，想阻止这一原则的传播，想把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法兰西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的火湖，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从金字塔到安第斯山的各个角落。在这个火湖之中的法兰西人民，如在一个缓缓下沉的孤岛中整日惶惶不安。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的出现，他们必然像深山老林中的孩子一样，时刻面临着狼群、老虎、毒蛇、犀牛、鬣狗。这个强力人物，就是第一执政波拿巴，变身而成的“法兰西人的皇帝”拿破仑一世。当99%的公民投票支持他称帝以后，他是否背叛了革命的原则呢？也就是说，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出身高贵，甚至是神权天赋呢？看看他是何等的骄傲，而不是虚荣：“御座？一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而已！”然后一个狡黠的微笑：“你我私下说说，成年人也是受玩具支配的。”
他对法国革命的原则是忠诚的，所以，法兰西人民也是忠诚的，不论是第二天就成为将军、拖着沾满泥浆的脚丫和他同吃一锅饭的农民，还是指挥官身先士卒、自己却被要求走在士兵和驴子中间免遭炮击的天文学家，都对他有一种近乎兄长和慈父一样的亲切情感。这种情感，在他孤身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使天地为之变色的高潮：“第五军团的弟兄们，如果你们想打死你们的皇帝，就开枪吧，我就在这里！”没用一发子弹，没有一滴流血，法兰西人民赶跑了波旁王朝，重新迎接他回到那块披着缎子的木头。这种情感，在反法联盟兵临巴黎城下的时候达到了极至——理工大学的全体学生要求参战，抵抗波旁王朝的复辟，保卫皇帝陛下。请注意，衡量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真是假，就在这一时刻；是仅仅把民族主义当作一个动员工具，来满足自己歇斯底里的占有欲和折磨他人的毁灭欲，还是由衷地像对待生命中的另一半似的热爱这个民族，让她和孩子们好好活下去，就看这一时刻。
一百二十九年后，一个表面上与他相似的小胡子面临了相似的一刻，他选择的是：毁灭一切工业基地和生产资料，“我失败了，德意志民族不配生存，它应该从地球上抹掉！”[2]而拿破仑选择的是一句幽默的圣旨：“我不会为取金蛋而杀死我的母鸡！”他放弃了一切会引起内战的的动员手段，告诫法兰西人在复辟的波旁王朝下也要好好地活着，让“法兰西精神”继续扩展开去、流传下去，而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全部的失败责任，走向那块万倾波涛中的高加索岩，走向最后的、一个人的革命。若干年后，数十万居民冒着暴风雪，在巴黎迎接着他的灵柩，数百个国家搜寻着他的每一句遗言，其中有一句总结最后的失败。那是怎样的慷慨陈词呢，是不是激烈的控诉，或者语录一样的宣告呢？“我之所以失败，是我挺久没和老部下一起吃粥了。”这句话和一百零四年后东亚的一张病榻上，在肝癌无休无止剧痛的折磨中，用粤语、普通话、英语不断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那句话[3]，尽管语气不同，却有着类似的分量。有这样的领袖作为历史深处的魂，一个民族永远不会倒下！
四、一个民族领袖的四种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带着你的热爱和创造力，往孤独里去吧！慢慢地正义会拖着脚，跟在你后面。——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个民族的领袖，怎样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领袖怎样成为民族魂，成为民族的脊梁？他就不仅仅要用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仅仅耽于人的七情六欲，他应该是四种角色的化身，这四种角色在他身上，不断地变形：鹰、狮子、骆驼、小孩。
首先，他要有一双鹰的眼睛，他的思想要飞到鹰的高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看到一个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看到全人类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规律。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描写希特勒入狱的时候，曾经强调：“他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去，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意志民族的过去，他的心中又燃烧起一股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德国。”许多男子汉看到这里，不禁赞叹：“这简直是一个民族领袖的最高境界！”
不，朋友，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领袖最起码的境界。如果一个领袖没有“掌上千秋史”的、内心深处的千秋帝国，就不会有“胸中百万兵”的自信，就不可能激起一个民族的信念，更不可能唤醒这个民族蕴藏百年千年的本性。每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都是如此，英国的丘吉尔曾经写下四卷巨著〈英语民族史〉，印度的尼赫鲁曾经在狱中给他的女儿用信件写世界历史，埃及纳赛尔曾经写〈革命哲学〉，古时候的唐太宗和恺撒，也各自写下了十二篇〈帝范〉和五部〈战记〉。一个民族领袖不一定是学问家或者理论家，但他首先是一个体系一致的、有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无一例外。
在这个基础上，他要有狮子一样的强制力。没有强制力的领袖，任你威望再高、见识再高，也注定两个字：失败。孙中山先生在创立黄埔军校、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以前，他是没有强制力的，所以空顶“共和之父”的名号，而颠沛流离。相反林肯用联邦军队的强制力，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所以他能成功。穆罕默德带着仆人出走麦地那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安拉使者，而他和一代代信徒们举起圆月弯刀冲出阿拉伯半岛后，伊斯兰教就有了可怖的力量。成吉思汗有一部训练有素而残酷无情的作战机器，所以他尽管只有“让青天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场”的理想，但也没人能奈他何。毛移山倒海的秘诀，他自己也承认，枪杆子里出政权。
而强制力的根源是什么呢？是领袖的两种能力：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组织能力能把千头万绪，合成一股为我所用的强力，宣传能力则像火把一样顷刻投到民众的柴堆里，瞬间就能点燃那熔化喜马拉雅山的意志的烈焰。
天道无亲，领袖和民族的命运都是坎坷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领袖，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都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经历了不同形式的种种苦难。勾践曾为夫差的农奴，亲口尝粪；冉闵曾隐忍多年，被迫认贼作父；斯大林经历六次逮捕、七次流放；曼德拉为了黑人的权利，曾沉默地征服着高墙四壁二十七年；罗斯福正值壮年而得小儿麻痹症，终生无法离开轮椅；甘地先是受到种族歧视被半路推下火车，后是数不胜数的入狱和绝食；华莱士则忍受着刑场上的刀割斧锯，在发出哀求就可以释放的希望之中，选择了为苏格兰人呐喊出最后一声“Freedom！”……要成为领袖，就要对民族的苦难、每一个同胞的苦难，给予义无返顾的承担和真诚的悲悯，因为权力就是责任。
因此，一个领袖还要成为骆驼，在无人理解的心心相印之中，在唯有他能理解的同胞的潜意识里，支撑着一个民族走过那没有绿洲、也没有月华的沙漠。如果没有这样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勇气，没有“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4]的决然，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民族的领袖。而没有这样的领袖，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最后，他还要成为一个小孩。鹰的远见，狮子的激情，骆驼的律己，是人为的产物，在人为的背后，还必须有自然意志来支撑他自己。自然意志，就是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我曾经凝神观看孙文和林肯的照片，他们的眼睛像儿童一样的纯洁，那里面完全是对一个民族的大爱，甚至是对全人类每一个立场的理解和审视。
这样的自然意志，是每一个孩子从母亲那里带来的，一个民族的自然意志，也是从母系氏族的残余里积累起来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5]，当一个领袖完全抛弃了渺小的私欲杂念后，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厄运而恐惧，他就不会为任何一种失败而灰心丧气，他会始终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愤怒中微笑，在痛苦中笑傲，对一切都感兴趣，每一时刻都看到眼前的长处，都判断出它们存在的价值，并明确地、坚如磐石地告诉自己：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的黎明。
[1]参见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等章，曾数言如“若拿破仑，此地球人种所推尊为大豪杰者也……必须制造无量无名之拿破仑，其庶乎有济。”共和革命之时，推崇拿破仑者极为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亦与法兰西革命三色旗有关。盖因拿破仑乃法兰西革命化身，法兰西革命亦世界民族主义、民权共和之革命先驱。吾华夏因满清奴役，忽见法兰西革命，忆吾固有之遗风，见贤思齐，故呼唤中国之拿破仑。拿破仑的领导，将法国从人人自危十面围剿的黑暗拯救出来，从教育、土地、科技、金融、高卢史、法语、医学、家庭、行政区、主权、法典各个方面，将法兰西革新成为一个社会契约，这是自由和文明得以立足的前提。并且在这过程中，拿破仑从未放弃对共和行宪的追求，从厄尔巴返回法国的百日，他已结束了训政，全力推动立宪制，这是连长期误解他的贡斯当都深表赞同积极合作的。而且，为了终结隐患，拿破仑还对外消除农奴制、宗教法庭、封建采邑并且强行颁布法典。拿破仑本来可以逃走，但是得知敌人进逼巴黎，于是写信给议会，请他们授权自己带兵抗敌，胜利之后杀了他都可以。被拒后，法国巡洋舰想引开敌人，让拿破仑冲到大洋，逃到美国，拿破仑再一次拒绝，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为他一个人牺牲巡洋舰官兵是不允许的。死前，拿破仑把全部财产捐献出来给法国百姓，以及他一生中的九十几个恩人，其中一部分专门给了滑铁卢那年遭受外国战火的省份。作为民族英雄，做到他这程度的，寥若晨星。[2]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十一章《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其余有关希特勒之著作。[3]参见孙文《国父遗嘱》等。[4]顾炎武诗《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5]庄周《庄子 逍遥游》。拿破仑时期法国国歌——出征曲(Chant du départ)下篇：拿破仑：自由先知
2018年5-6月 别鹤
一、武装的先知
他看出那两个阶段中每件大事和每个人都可概括为两种无比伟大的行动，共和国的伟大在于使交还给民众的民权获得最高的地位，帝国的伟大在于使强加给欧洲的法兰西思想获得最高的地位。他从心坎里承认那一切都是好的。别人在他做孩子时，便已把一八一四年的党人对波拿巴所作的定论灌输给他了。复辟王朝的所有偏见、利益、本性，都使人歪曲拿破仑的形象。它相当巧妙地把国力的疲惫和母亲们的怨愤拿来作为口实。在他心里早就有个憎恨拿破仑的顽固小人儿了。他不时抬起眼睛仰望天空，望着那些巨大的星群在无边无际的穹苍中发光，他又低下头来看他的书，在书中他又看到另一些巨大的形象在杂乱地移转。他心惊胆战，呼吸急促，突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受着什么力量的驱使，他立了起来，把两只手臂伸向窗外，睁眼望着那幽暝寥寂、永无极限、永无尽期的邈邈太空大吼了一声：“皇帝万岁！” 从那时起，他已胸有成竹了。科西嘉的吃人魔鬼、僭主、暴君、奸婬胞妹的禽兽、跟塔尔马学习的票友、在雅法下毒的凶犯、老虎、布宛纳巴，那一切全破灭了，在他心里都让位于茫茫一片明亮的光，在光中高不可及处竖着一座云石的恺撒像，容光惨淡，类似幽灵。他是命中注定来为继罗马人而起的法兰西人在统御宇宙的事业中充当工程师的。他是法兰西的化身，他以手中的剑征服欧洲，以他所放射的光征服世界。拿破仑在他的心中竟成了民意的体现者，正如耶稣是神意的体现者一样。——雨果《悲惨世界》如果都从同一时代条件、同一阶层起点白手起家，毫无疑问是拿破仑笑到最后，而且对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碾压的存在。这与权谋关系不大，根本区别是三人背后的精神力量——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武装传教士之一，更遑论是冲破了几乎所有逆境挑战的人类意志力极限个体之一。
继古罗马之后，直到拿破仑，一手民法典，一手指挥刀，世俗文明以契约自由唯才是举和它的结晶民族主义，爆发出了超过亚欧大陆一千多年间一切传播宗教经典的战争的征服力——以至于200多年以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民族国家，不是或多或少的契约社会，不受到拿破仑民法典或多或少的启蒙乃至直接塑形，哪怕是名义上的，而所有宗教都没有达到这种全球复制的模式。
其精神力量的本质在于，所有宗教——无论一神教、多神教，哪怕是并非宗教的拜物巫术，都需要依靠先知或人格化的纽带，成为个人与至高存在之间的代理人；但拿破仑携带的民法典，一如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洒向人间的天火，照亮了所有个人权利与天道之间的直接沟通，而所有由基本权利让渡而成的公权力，都要服从于这种沟通，并且这种沟通在拿破仑的“武装先知”作用下，形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来捍卫这种沟通。用福尔《拿破仑论》的话来说，即人与上帝的会和——超越了所有宗教需要神龛教廷的力量；用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话来说，即每个人找到了一切人相互之间自我保护的自由形式——这种民族主义超越了所有宗教以别的权力作为媒介的形式。
因为人类天性不喜欢如野兽般随波逐流，而是希望主宰自己的命运，并以独立或合作而非依附谁的方式向真理看齐——这是永恒的天道目前把人作为最高物种的原因，也是拿破仑民法典比所有宗教都契合普遍人性的根源。
如果说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查理曼这些蛮荒游猎武士是洪水，列宁、托洛茨基、希特勒、甘地这些现代意识形态领袖是河流，穆罕默德、摩西、耶稣、佛陀、琐罗亚斯德、毗耶娑、路德、加尔文这些古典宗教创始先驱是大海，那么拿破仑就是大西洋。自古罗马恺撒以来，没有第二个欧洲人掀起过那样的风暴，并沉淀为整个地球的花岗岩之轴。所以成吉思汗、希特勒是时势所造疾起疾灭的枭雄，而拿破仑在任何时代都会崛起，哪怕战败，也终至不朽。
二、西方文明的左右两难
这部法典是自罗马之后，从法律上确立个人权利的世界性的立法。如果说现代欧洲社会经受住专制制度反人权攻击的话，这可能也是因为拿破仑的这根脊柱依然强壮。这就是他所寻找的那个“从世界开始时出现的一个宗教”。我们的作为只是让我们的直觉服从于机械，用白昼的意识遮蔽黑夜的意识；而亚特兰蒂斯人则正相反：用黑夜的意识遮蔽白昼的意识，让机械服从于直觉。——梅列日科夫斯基《拿破仑传》之《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人》简单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权力文明，不是权利之道，因为它的起源最早追溯不是华夏礼运大同篇（考古指向黄帝仰韶时期）那样的普遍地权、天下为公起源，而是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后才能考证的奴隶制起源（请跳出苏联阶级史观的“五阶段论”来理解）。那种起源下，人性依附于权力，无法以个人权利与天道直接沟通，所以喜欢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游猎城邦寡头、一神教代理、农奴领主、资本家、设计极权的知识精英等不同变形）。
但问题在于，这种权力没有“一生二”（rightpower）得以平衡的那个初始公权力（唯一一次是恺撒接近但遇刺，详见《恺撒——征服世界的永恒》）。
那种缺失下，个人呈现为散沙状态，权力垄断者凌驾于固有权利之上，而权责对等的天道疏离，又让权力的喜好者，在沙化状态下，害怕担责的痛苦，所以用上位者或外来者赋予的宏大美学来麻醉。能抵御这种麻醉自杀的，就是自发共同体的形成，即民族主义，由拿破仑在西方文明中继承罗马精神、颠覆欧洲中世纪铁幕而开创。换言之，自下而上、修齐治平、融合个人与天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美学，才是滥权的解毒剂。
但这一共同体进程，由于拿破仑传播民法典功亏一篑于滑铁卢，而戛然中止，所以西方文明始终陷入左右对立循环——要么以散沙瓦解“利维坦”换来“比希莫特”，要么为了防止“比希莫特”而迎合“利维坦”。
拿破仑战败，实因胜利维系于偶然性的先天不足，这个不足的社会基础在于雅各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篡夺与挥霍，详细来说，一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拿破仑那样，从民法典维护普遍地权入手，建立民众的基本自由，再为了这种自由的扩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阶级调和一致对外（民选“法兰西人的共和国皇帝”是这个共同体形成的一种托运式路径），但雅各宾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以铁血掠散沙，而背其呼吁之“自由”。
雅各宾从“希望之年”到“恐怖之年”，根源在以权力设计所谓“理性”，隔绝个人与天道间、及人与人之间的自发纽带（此二者即民族主义）。拿破仑以民法典拨乱反正光耀四海之前的“大革命”，其实是中世纪神权奴役以更低的拜物教挣扎的总爆发。
也就是说，拿破仑之前的雅各宾恐怖，其实是把欧洲从中世纪神权农奴制缓慢爬行的半山腰，推到了拜物与极权的谷底。
它的长远影响就在于前述的左右对立循环：
——拿破仑战败后，中世纪势力复辟，阻碍了民族主义进程，中世纪神权农奴制上的寡头贵族为了延续垄断地位，去掉了神权外衣，摇身一变为雅各宾带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拿破仑恰恰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自耕农基础上阶级合作的民族共同体代表）。
——雅各宾后拜物教士与资本寡头相推荡，毁世俗化宗教保守，左翼反弹极权工程狂虐尽现，被沙化右翼、诿责白左多次纵容。
——资本殖民大崩，游猎非洲、农奴拉美、神权中东因缺地权训政，各呈兽政、军管、极端。
——诸保守者挽澜，铁幕亦终于之，或附于资本主义残余。
——从社会均富角度，仅自耕农保守之四小龙成20世纪典范，并未达到社会进程的预期目标，并由于他们的民族共同体力量不足，而被异质力量颠覆。
所以20世纪即使在“西马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笔下，也成为了“极端的年代”，并且极端实验（无论极左极右）都得到了他毫不遮掩的鞭挞。
究其根源，西方文明的先天不足就在于它是缺乏普遍地权起源的游猎机制（只有恺撒改革差一点奠定平均地权的起源），所以，只有华夏文明启蒙下的普遍地权文明才能解毒（汉唐复兴尤其贞观的安内攘外文治武功光耀全球后，东学西渐的产物拿破仑民法典即一例证），当这种机制没有遇到地权文明时，也能够爆发出最严重后果，请见《成吉思汗：通往奴役之路的极权先行者》。
三、拿破仑民法典：超越一切宗教力量的东学西渐光荣旁系
我的伟大不在于我曾经的胜利，滑铁卢一战已使它随风而去，我的伟大在于我的民法典，它将永远庇护法兰西的人民享受自由。——拿破仑《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有学者引用拿破仑民法典，兴奋呐喊中国迎来了民法典时代。且不说被废除的六法全书，谨慎乐观吧，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实质。既然引用拿破仑民法典，那就看看这部超越一切宗教力量、影响覆盖五洲各国的民法典几大原则吧：耕者有其田与平均地权，在此基础上独立不可侵犯的财产权人身权，继而形成无数自由契约、继而熟人社会综合形成有机互助的民族主义，从中形成多数授权保护普遍权利的共同体法定程序，背后还有以攻为守向全球传播的狂热武力。上述任何一方面，现实距离都很远。
因拿破仑民法典三大部分：人的权利，所有权，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与法兰西国民关系。这首先契合了华夏文明结构中，人与人关系、人与地关系、人与天关系三类。人与人—道法自然的人身普遍权利，人与地—从地权到物权财产权的恒产恒心，人与天—契约自由形成主体民族推己及人的共同体与天下秩序。这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结构，而非没有普遍权利保障、可由个人或少数权力武断的散沙拼盘。
恰恰这种结构在西方文明里是异端另类，因西方文明起源是依附于阶级或教廷的，所以拿破仑民法典恰恰是罗马走向腐化衰亡时，汉唐复兴与晚明虚君光耀四海、唤醒西方中世纪奴役黑暗的产物，是华夏文明光荣旁系，只是己身沦于崖山甲申，数百年倒退，东西易势而已。
也就是说，只有华夏文明的结构的复兴、民族的复兴本身，才能本土对接华夏文明启蒙西方的产物——以拿破仑法典为不朽证明的民法典精髓。否则，它只会变成空文，并挥霍，延缓民法典的真正落实。
四、东学西渐：普罗米修斯的一生
这位英雄是一个征服者。他毕生都在向前迈进，以求与上帝会和在一起。有一种比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力都要无限强大的意志力，从每个人身上辨认出他本来就有的、并把他放在适当位置上的各种品质的萌芽，并促使这些萌芽活跃起来变为行动。正如在1796年，也正如在1814年，他也仍然是一个捍卫自由的战士。他不仅仅满足于用言语、公式和消极的制度来捍卫自由，他还使它成为一股积极的、有条理的、组织严密的力量，同生命一样重要……建立一座新的独立的纪念碑，在外表上要和那座经历一千五百年时间把每块石头都安装、建筑和雕琢过的纪念碑一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大胆冒险的尝试。他实际上是在重温古罗马的旧梦，以新神秘主义的原始精力重温这个旧梦。——福尔《拿破仑论》如果只是从个人奋斗的雄心，文治武功的表象，是理解不了拿破仑那种永不可遏的激情的，也是把拿破仑庸俗化为一般意义上速朽的枭雄了。评价他，在于如何理解同时出现在他身上的两个标志性评价——民族主义的先驱，自由精神的皇帝。
首先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权责契约，甲方乙方谁也别压迫谁，无数个甲方乙方出于同一自由需要，在熟人社会里形成的总体契约（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敢杀熟，才是契约自由的安全感环境），这是什么？就是民族，就是民族对内讲互助对外讲边界的共同体。
相反，讲自由不讲民族主义的，最终结果都是沙化原子面对丛林机器，自由全部沦亡。从根本上，这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所以辛亥首义歌唱的是“复我皇汉，完我自由，家国两尊荣”。
所以拿破仑民法典一半在讲地权财产人身独立的契约自由，一半在讲这种契约自由与法兰西民族共同体的互生关系，以及对外为什么要扩展这种共同体，用契约自由去打赢中世纪那种依附。
这部民法典与拿破仑的本质关系，就如一切宗教或意识形态经典与“武装先知”（包括其本人生前武力和后世武力）的关系——新旧约与耶稣摩西的关系，可兰经与穆罕默德的关系，金刚经与佛陀的关系，阿维斯塔与查拉斯图拉的关系，资本论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关系。
而拿破仑不仅超越了所有教主类型，而且他唤起的契约自由（必然包含唯才是举）和民族主义，两者也必然推导出统治与被统治的同意保护关系（这一点到民族主义影响下美国南北战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新生”时，由林肯通过粉碎奴隶制对民授政体的侵略分裂而实现），并且这在拿破仑“共和国皇帝”的民选程序，和他尊重议会权力而退位承担败责及其百日王朝的行宪，就在进行，所以是对中世纪基于剥夺地权的依附结构的釜底抽薪。
同样，这也是他七战反法联盟，以自耕农普遍土地所有制建立的契约自由社会——民族主义，和游牧蛮族神权给欧洲布下的千年中世纪农奴制的斗争过程中，唤起的群众行动激情和规模影响力超过一切宗教战争——无论十字军东征和阿拉伯大征服——的根源。
所以，拿破仑之后，无论他一度征服的欧洲（强行民法典“武装传教”）还是他实际颠覆的美洲格局（南美独立运动和北美西进运动皆与其地缘决策直接相关），甚至他唤醒的亚洲（辛亥革命从拿破仑和林肯看到了被满清窒息的汉唐遗风的吹拂结果，乃至东学西渐的成果，而亚洲十国均尊奉辛亥而起），整个地球都走向了程度不一的契约自由和民族主义之大势，没有例外，从而根本上扭转了人依附于某个神龛、某个领主或某个国王的格局，重新回到了人类一开始就具备的本质——人直接与天道沟通，为维护自然法赋予的固有权利，而以对等的契约自由形成种种一致同意的权力共同体来保护自己，并通过多数程序驾驭这种权力始终维护权利。
这是人类所有宗教战争、宗教法庭之覆盖，都不曾达到的奇迹，也是拿破仑这位普罗米修斯，在圣赫勒拿（此翻译贴切）的绝壁上获得永世不朽地位的根源，他从中世纪宙斯夺来的天火就是民法典，而火种则恰恰是只有礼运大同篇起源，经汉唐复兴光耀四海，东学西渐唤醒欧洲中世纪，只不过自身被崖山尤其甲申扼杀，但终究苏醒的华夏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波拿巴的光荣不属于西方，而是黄帝子孙的精神旁系。俄国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惋惜他战败、以至未能用民法典摧毁俄国农奴制的那部经典传记里，用沉沦的亚特兰蒂斯，表达了这一理解的深刻性。
只要人类还热爱自由，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民族共同体不愿当奴隶，不愿被民法典摧毁的那些千年囚牢再次铁索加身，他的名字就是战友，他的长剑所指就是狂澜灯塔，他的葬身之岩就是普罗米修斯的高风绝壁，而他的火种根源恰恰是被数次摧折、却光耀四海的华夏文明。
阿贝尔冈斯电影《拿破仑》《拿破仑论》读后感(四)：《拿破仑论》：晚年毛泽东急着要从书中看什么？
《拿破仑论》：晚年毛泽东急着要从书中看什么？
《拿破仑论》是法国学者艾利•福尔出版于1921年的一本论述拿破仑的著作。该书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予以再版。在书的出版说明中，特意强调，晚年毛泽东急着要看这本书，所以组织专人，在三天之内译完了全书。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暮年的时候，为什么要看这本书？他希望在书里找到与寻觅到什么？
《拿破仑论》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人物传记，它着重于“论”，全书没有对历史进行顺时针回顾，而是打破时间顺序与事件进程，专注于对传主的历史地位、个人价值、社会关系、军事理论等方面的论述，在行文时，作者带有法国人特有的浪漫主义的万丈豪情，往往通过大段大段的华丽的排比句，展现拿破仑的丰功伟绩。全书竭力对拿破仑进行了不吝词藻的颂扬，并且对那些批判拿破仑的学者教授竭尽讥讽之能事，通读全文，可以看到作者在写作时的那一份热血沸腾的滚烫的心，连带着文字也带着激情的热度，任何对拿破仑的轻视，都会引来作者连篇累牍的还击。
这本书肯定了拿破仑作出的两个巨大贡献即国家统一与公民平等（P257）。具体而微，就国家统一这一点来说，“地方割据的自私的专制制度正在削弱和分裂他（拿破仑）的人民，他毫不迟疑地代之以中央集权的无私的专政，使法国人民团结起来。（P167），而在公民平等方面，“他为了要实现公民自由，为了要使人民对政治自由感到需要和发生兴趣，他建立了一个严整的体制，这个体制在某些点上损害了他用来作为基础的平等。”（P166），可以说，拿破仑用强制的手段，来推进自由与平等。拿破仑虽然没有善终，但是他的体制得以确立，直到今天法国实行的体制也遗留着拿破仑确定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对拿破仑非常熟悉，甚至与法国人在交流时，连法国人都对毛所了解到的拿破仑的细节感到惊讶。我想，这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能够从拿破仑身上感受到他创立的业绩，正是他自己所孜孜以求的。毛泽东晚年，他有意识地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进行反思，正像一个通常的老年人那样，会对自己的一生奋斗经历作出一个总结。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毛谈到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完全是拿破仑也在思考的问题：“我去世以后，人们会说些什么？”（P153）
这一点，是一个政治人物在晚年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毛泽东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是感到与拿破仑有着相似的经历的，他希望看到拿破仑在后人们的评价里被置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或许是毛泽东对拿破仑如此关切的原因。
《拿破仑论》对拿破仑的维护是不遗余力的。在开篇的第一章里，作者就直言不讳地罗列着拿破仑在现实语境里遭遇到的矛盾的评价：“他的确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事实是，他犯法，他杀人，他撒播复仇和死亡的种子。但他又制定法律，追寻并消除罪恶之源，到处建立秩序。他是个凶手，又是个革除弊害的人。……”
在书中，作者只要逮到机会，就对那些苛求拿破仑的人予以毫不留情的抨击：“他（贬损拿破仑的人）迫切希望从伟大人物身上找到那些能把他降低到他自己水平的东西。”
一语点出了那些贬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所采用的惯技。这些人可以说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庸常的想象，去忖度伟人的心胸，满足了一已私愿，最后让那些英雄变得不伦不类，却无法解释那些英雄们超常的作为。毛泽东曾经在诗歌中把这类人比喻成“篷间雀”。《拿破仑论》的作者对这一类人有着非常深邃的预见。而这类人非难历史人物的态度与言词，我们在今天也算是耳熟能详。历史在重演，而历史的评价也在重复，毛泽东读历史，是想预期地看到自己未来的可能，历史提供的镜子，反映出的正是未来的现实。从拿破仑身上，毛泽东会“有所思”。
毛泽东晚年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革命”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继续进去下去。《拿破仑论》里，对拿破仑推进与发展着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正是革命使人们宁愿处于可怕的不可知的局面下，不愿处于死气沉沉的停滞状况中，宁愿冲进暴风雨，不愿安安逸逸地呆在家里。”（P162）
拿破仑正是通过他的革命的创举，将公民平等的观念“强加给欧洲”，变为欧洲的现实，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使他最终失败了，但他的推行的理念与思想却支撑了政治现实。毛泽东在思考着继续革命的问题的时候，拿破仑留下的丰沛遗产，无疑给他看到了革命所给予“公民平等”奠定的不朽功勋。而毛泽东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也会看到，他致立于国家的统一与公民的平等，是他通过革命创造出来的现实，这一点，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逆转的。可以说，1949年前的中国，用西方人的说法，应该称着是“乱政”，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存自由都无法达到，国家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处于各种势力纷争的“乱政”状态，是毛实现了国家统一，给予民众以基本的权利，更为关键的是，让中国从中世纪走到了当代社会。《拿破仑论》里对拿破仑对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作了非常到位的肯定。他让德意志第一次认清了自己，西班牙实现了精神统一，激活了俄罗斯，使意大利“自从罗马陷落以来第一次将其支离破碎的领土拼凑在一起。” （P200）而拿破仑的精神力量，给予哲学、文学、音乐的深远影响，书中更是作了全程罗列。雨果、巴尔扎克、仲马等等这些划时代的文学大家，都出生在拿破仑时代，而且他们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对拿破仑进行了激情洋溢的讴歌（P260）。毛泽东从拿破仑身上看到了公正的评价，也是他会为自己的一生努力而感到欣慰的。
那么，拿破仑是凭着什么样的力量，取得民众的信赖与支持的呢？书中对此也有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领袖以自己的幻想，支撑起民众的支持，书中阐述道：“每一个人都对人民说谎，特别是那些自称为人民之友的人，甚至是那些自以为是人民之友的人。人民是听不到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的同时，人民还要一些谎话，以便在可怕的真实情况之外提供一种新的希望。”（P22）。拿破仑正是通过的幻想，组织起群众对他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理想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谎言，但是没有这种谎言，就无法凝聚起人心，激发人的积极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无法实现人类的进步。这可以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拿破仑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从而产生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神奇效应。他的这种幻想传导，对那些跟从者有没有意义？书中认为他让那些部下敢于做任何事情，“在普通民众中间，他却锤炼了他们的性格，提高了他们的地位。” （P57）。我想，革命也在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找到了自我的价值，这才是应者云集的背后的深层原因。
书中在为拿破仑辩护的时候，必然要碰到一个伟人通常要被冠以残暴的指责。作者指出“在他做出每一个行动之后，都会遭到一种说他不公正、专断、不道德或残暴的谴责。（P55）。并进而指出行动家必然遭遇到的一种现实的尴尬：“行动家只有强迫那些被他纳入他的轨道或被他的意志力所征服的人们服从他，才能获得有创造力的自主权，而这种服从如果不蒙蔽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行动家做出某种让步，他就会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如果他不让步，他就成为一个恶魔。”（P55）。
书中提到在雅法，拿破仑不得不在屠杀阿拉伯战俘与赦免他们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选择仁慈，那么结果是“战俘和他的军队一同饿死。他考虑了这件事，然后就杀死了他们。……” （P102）。作者引申道：“一位大人物的良心，较之一般人所认为的，是一个远为可怕的事物。”（P102）
这就是一个成功者在评价时会遭遇到的一种悖论。所以，历来有“胜利者不受谴责”一说，因为如果失败了，那时连谴责的理由都没有了，只有哀惋。而如果因为拒绝与谴责觌面，那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无所作为。悖论正由此产生。
书中还从拿破仑的奋斗历程、人性空间上去探讨传主心灵深处的秘密。他宽容手下，把他们看成是实现自己事业的必须同盟者，大概正是持有此故，他能够出于公心，量才录用，对他们的过错，他宽宏大量，即使反对他的人，事过境迁之后，也会给予他们重用。对于士兵的牺牲，他能怀着一股柔肠，一洒同情之泪，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战场上，以一个指挥者的身份果断决策，他对战争的厌恶，正是他期望通过战争实现未来的和平的一种动力。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有着对爱情执守的一面，他与约瑟芬皇后的古怪关系，书中也有精彩分析，认为他统帅万军，但却被不贞的皇后牵着鼻子走，认为拿破仑对约瑟芬怀着单纯的爱情。总之在作者的笔下，拿破仑是一个圣人，开启了欧洲的新时代，是一个纯洁的人，在人际关系上单纯天真，是一个艺术家，用人所凝聚起的集体力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时代的史诗。
如果说书中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作者激情有余，理性不足，通篇都在使用华丽的排比句倾倒出内心的赞美，过多的诗意化的语句，反而失去了论述的严谨与客观。而译文也许译得比较匆促，诘屈聱牙，过多的长句子，让人读起来十分吃力，七十年代的译文还带有比较浓重的硬译化倾向，虽然有名家萧乾的参与，但最终效果却是差强人意。
《拿破仑论》读后感(五)：编者说明
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写道：“……干校解散了，我和其他一些外文干部被编入翻译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都未能调回原单位。选题是由各个出版社提供的，以西方军事政治文献为主。……一次，毛主席传令要看《拿破仑论》，我们是在几天之内日夜赶译出来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237页）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先生亦补充说：“ 萧乾在翻译组先后与人合译了《拿破仑论》等有关国际政治的译稿多种。《拿破仑论》是毛泽东主席急着要看，几个人夜以继日地抢译的，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现在，我们经文洁若先生惠允，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拿破仑论》译本整理出版。
本书作者艾利·福尔（Élie Faure，1873—1937），法国文论家、艺术史家，其最主要的著作为五卷本《艺术史》（1919—1921）。这本《拿破仑论》法文本出版于1921年，中译本是根据杰弗里的英译本翻译的。在书里，福尔以拿破仑支持者和崇拜者的身份，对拿破仑人格、个性、军事艺术、政治观点、治国方略和人际关系等等方面进行了激情洋溢的辩护，愤怒驳斥了反动阵营对拿破仑的种种攻击、谩骂和讥讽，在卷帙浩繁的拿破仑研究著作当中别具一格。
除此之外，本书亦因其列在毛泽东晚年阅读书单之内而引人注目。据知情者回忆，毛泽东晚年对拿破仑深感兴趣，其提出的书单也包括多种相关著作。展读本书，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的心态、思想，也可以帮助我们寻到毛泽东暮年政策方针的内在逻辑，故而具有很高的史料意义。加之本书的翻译又出自著名翻译家萧乾等人之手，复为这一极具史料价值的译品大大增添了可读性。这就是我们决意重新整理出版此一译著的初衷所在。
要指出的是，鉴于此书的史料意义和名家佳译，我们在出版时尽量尊重原文，只对确为手民误植的个别文字，核对原书做了改正。由于译文较早，译名多与目前通行译法不合，一些表述亦显得生硬难读，也一仍其旧。我们做了一个人名中外文对照表，便于读者核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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