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故居】《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10篇

2014-08-17 励志名言 阅读: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10篇

  《毛泽东与王明》是一本由叶健君、王龙彪、熊廷华 等著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元,页数: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一):毛泽东与王明——中式专制与俄式专制的争锋

  我是大学时候读过的《中共50年》,王明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快将他遗忘了吧,他的名气甚至还不如自己的手下博古和李德。

  在我看来,王明是个极左的人。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人其实是共产国际错误政策的替罪羊,第一个是陈独秀,陈独秀之后是瞿秋白,再之后是李立三。

  我的基本立场可能很多人不会同意,但我想还是要表明一下。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评价专制社会的历史人物,是要以客观为主的,理由是,在专制社会里,能当大官或者能发大财的,可以肯定的说,一定不是好人,至少不是百姓意义上的好人,非大奸大恶不能成功矣。这话偏激了点,但我就是这么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只有坏人才能驾驭和制约坏人,好人在坏人面前宛如乳狗搏人。

  因此,我对本书中,关于王明与毛的个人品德问题,毫不关心,并认为是不重要的事。以私德论的话,所谓一代圣主李世民囚父杀弟,显然也不是啥好鸟。

  王明这个人,理论修养是很好的,他的文章有书生气。实际上他与毛的争论和斗争,远不是什么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毛在组织上不搞宗派?毛在中后期主观主义不严重?王明要搞清一色,要搞掉富农,毛后来三大改造其实比王搞得更彻底,到底谁更“左”?很难说。毛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比起王明的”进攻大城市“、“主动防御”,主观主义谁更严重,一目了然。所以,其实是说不通的。

  我认为,毛王之争,从深层来看,是中式专制和俄式专制的斗争。中式专制是讲”圣王“的,也就是说,要政教合一的。而俄式专制不是这样,俄罗斯东正教虽然臣服于沙皇,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实力的,王明心里其实很清楚,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过是共产国际错误政策的替罪羊,但当时的中共是不能反对斯大林的。这个底牌,毛心里同样清楚。这从对待张国焘和对待王明的区别,其实细心人是看得出来的。

  王的算盘是,怎样不成为共产国际决策失误的替罪羊。他拉博古和李德做了自己的垫背。他理论很强,他知道自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他想做中国的牧首,问题是,这是中式专制的大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他又没枪杆子的支撑,做了半辈子的”教皇梦“,也做了半辈子的”白日梦“,说来也是挺令人嘘唏不已的一件事。王明的故事,值得每一个读书人反省,真理和政治,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才好?……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二):了解王明《毛泽东与王明》

  了解王明《毛泽东与王明》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了解得很少,在以前虽然不能说是禁区,但是却很难看到相关的材料。对于王明只知其人,并不熟悉具体的情况。

  记得还是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学校推荐了一些书,我到抚顺市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是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从书里面才知道博古,知道李德,知道张闻天,可是依然不了解王明。

  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在长征的时候王明去了俄国,也是第一次知道王明一直到了文革还活着,而且还在和毛泽东进行着交锋。

  了解王明要从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始,当年叫做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力量,就是后来号称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次还有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是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初创阶段,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的。当时的共产党经费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共产国际出钱出物出人,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挺可怕的后果,那就是共产国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一切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因为距离遥远,文化环境差异巨大,共产国际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他们只能够信任他们培养出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当时情况下的选择。

  王明在莫斯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可是因为俄语说的不错,加上特别喜欢靠拢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米夫,很快成长为被俄国看重的马克思主义人才。王明的确是一个读书的料,从小就有这个才能,也擅长理论,后来他的这个这个长处也得到了发挥,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部《婚姻法》就是他领导制定的,他也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所以这部法律一直用到了八十年代,才进行修订,即使修订,也保留了基本结构,和大量原来的条文和内容。说明王明当事为这部法律的制定没少下功夫,很有前瞻性。这也说明王明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理论家,但是领导中国革命只有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而王明依靠的只有共产国际,只有莫斯科的马克思理论,所以他必须抱定这些马列的教条,在中国革命走进低谷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理想得不到施展的时候,他就跑到莫斯科去学习,去养病。因为他把俄国当作了自己的大本营。

  其实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就是教条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王明胜利时候,中国革命就陷入了低谷,被迫去长征,而毛泽东胜利的时候中国革命就一点一点的焕发出生机来。其实这是一个错位,王明不了解实际,所以他只是一个理论家,应该做一些法制建设工作,这样才能够把他的才华发挥出来,而他总是幻想做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就不可避免的走上了一套悲剧的道路。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三):关于王明的评价

  有这样评价的:王明,中共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严厉批评了王明,但是,毛泽东在七大上仍然做工作使其当选中央委员,在八大时仍电邀其参加,并再次当选中央委员。此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史学界,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

  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同时,他又被认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近年来,社会对王明的评价有了新的观点,认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间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对于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为,中共称为“投降”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并没有投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更有一些片面研究人员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方针和基本原则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天之骄子、歧径探路、历史错位、峰回路转、短兵相接、延安交锋、大局已定、分道扬镳,细致的阐述了毛泽东与王明的前后故事。比较客观准确,值得细读。但是“左”的错误,或许打上了标签给他。书中时时的有对王明的评价,比较其网络的平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四):无聊的对比

  毛泽东与王明,两者都曾经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前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新中国,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和军事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生前轰轰烈烈,死后震撼世界;而后者是一个黯然的失败者,一直以来被视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最后只能寄人篱下,抱憾客死他乡。

  作为曾经的政治对手,他们的命运交集长达40年之久,对两个人的书写有着太多的角度,或政治观点,或相互关系,或彼此斗争,或历史作为,从任一角度入手加以研究大概都会有不菲的收获,演绎出漂亮的文章。这本书以两个人的生平作为两条平行的线索展开叙述,从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性格特点、行为作派、政治观点、斗争手段等多个方面对两个进行非常详细的人生描摹和对比,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两个人互为对手、相互斗争的一生。应该说,这些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毛泽东,了解王明,了解两个人的关系,并进而了解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是非常有助益的,相当于读了两本传记。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本书是满足于描述事件,疏忽于解读原因,热衷于比较——从一开篇就陷入了对两个人进行简单对比的误区之中,没有走出成王败寇的窠臼。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从两个人的家庭出身、求学经历、读书方法、性格特点、行为作派、权力斗争等等来为他们后来彼此不同的人生道路、历史功业作注解,本来就是人物分析的应有之义,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在成王败寇思想影响下,从人生成就的角度对两人作逆向的解释,在行文中毫不掩饰的进行褒贬——是毛泽东的就是积极的、正确的,多用正面词汇,处处加以维护;凡是王明的,就是消极的、错误的,多用负面词汇,即便偶有肯定也如同恩赐——这种古老的春秋笔法在日益强调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的今天,就显得有些无聊,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

  作者如此用笔,对于王明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毫不讳言,我本人非常崇拜毛泽东,但是,崇拜不等于无限拔高、无限美化,我坚决反对无限度的拔高他——他不是神,不是一贯正确,不是任何地方都高人一筹。公平来讲,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王明的确错过、失败过,也努力过、奋斗过,但绝非一无是处、一无可取。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那么,即使从最低意义上说,王明也证明了其错误路线的不可行,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所以,不管作者是出于个人对毛泽东的崇敬,或者出于历史的、政治的考量而如此用笔,这都是有失妥当的。同时,我对于当前社会上有些人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观点也照样反对。认识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必须把他放回到他所处的历史现实之中加以理解。

  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每个人的成长都有原因,每个人都要画出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本书固然有其知识性、可读性,但其行文之中所暗含的这种历史观点则为我所不能认同。对于毛泽东和王明来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不同的两个生命,没有对比的价值。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五):红脸与白脸

  关公唱红脸,曹操唱白脸,多少年过去到现在,即便是有证据赶关公下坛、有学者为曹操翻案,但看来并不太影响那股主流的历史成见。从中学上历史课起,王明就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丑陋代表,而毛泽东就是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领袖,毛和王之间数十年的斗争以毛的正确路线完全胜利而告终,这是主流历史观所认定的板上钉钉的基调。

  这本《毛泽东与王明》同样如此。不过是用了人物传记、用并列对比的形式,比较丰富地阐释了这个基调。从第一章起,毛就是不拘一格、善于独立思考、好读无字书、放弃出国留下解决中国落后问题的伟人胚子,而王则是个颇有文采、出卖同学、闭门读有字书、软磨硬泡赴俄留学的跳梁小丑。一直到最后,王的形象都不曾改变,其性格中的阴险、浅薄、懦弱、幼稚、忘恩负义暴露无遗,最后成为众叛亲离、死于异国他乡的叛徒。相反地,作为“天之骄子”的毛,则在方方面面都压王一头,始终把握着解放中国的正确方向。

  作为一部通俗读本,这样写无可厚非,全书将两位中共的重要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个人经历、交往斗争放在一起来写,时间横跨半个多世纪,也算是很不错的组稿想法。两个人几次重要的冲突,比如长征之前的路线区别、抗战初期延安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还有王说毛屡次下毒害他,以及王力证自己提出了统一战线,等等,在近30万字的篇幅中均是比较详细地提到了,但基于编著者的历史判断基调,其阐释不出意外。

  之前对党史兴趣并不大,除一些通史及散见的文献资料,与该书有关的专著只读过王的《中共50年》和高华的红太阳。个人愚见,王和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物,其实不该拿出来写本专著。毛是时代伟人,并不说他的功业有多了不起,而是这个人往往能与时代同呼吸,他的脉搏就是时代的脉搏。他有超越一般人的见识和手段,并且还有一种时代命运握于其手的强大自信。因此他最终能够掌控中共最高权力,进而改写马克思主义、改写党史和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而王,是一个成绩非常优秀的书呆子,他有理论底子,有解释国际共运的话语权,有口才,还有自认为公平合理的“领导艺术”,以至于这种呆气留苏派们没看出来、中共相当多的领导没看出来、斯大林和米夫也没看出来。但是,毛在延安仅仅忍了一年时间,就把王打回了原型。后来王再主动去吹捧毛,到了晚年在苏联写文章写书过分地抨击毛和中共,那副酸臭文人受气的样子显露无遗。最重要的一点,毛在逆境中挣扎的本事,比王要好上几倍。如果将王置于30年代毛所处的位置,简直不敢想象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王是个标准的在顺境中成长和发挥的中国尖子生。

  王是斯大林苏联的狂热拥护者。斯大林对付异己多半是人身毁灭一途。王并没学好。王对于党内斗争,往往是遵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马克思原理和客观实际,然后再下判断,譬如相对于博古和李德的极左,他更为偏向毛的主张,而且愿意与毛合作(最后被毛算计、架空和侮辱)。在国共合作之时,又站在保卫苏联和全民族抗战的立场,试图改变中共的假抗战真发展,继而被视为投降主义。因此,无论再如何渲染王曾经怎样欺负过毛,怎样搞宗派主义,个人都不太相信,王与毛相比,其实根本就不明白人情世故。

  毛在长年累月的残酷环境中,逐渐形成了他那一套斗争办法,比如私下谈话、拉一帮打一帮、说翻脸就翻脸,尤其是那套批评教育的方法,斯大林乐于诛人,毛却要诛心,批评、自我批评、写检讨、印发全党、教育、再批评。所以斯大林死后要变天,而反观中国,多少功臣含恨,邓公哑口无言地在南昌锉零件儿,周公则至死都唯唯诺诺、不敢逾矩。相比之下,林彪就从来不写检讨,而王明在延安时就开始养病,也不吃毛的那一套。这两个未被诛心的人,副统帅给了文化革命及其伟大领袖一记最响亮的耳光,而王的“恶毒攻击”,到底湮没无闻……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六):谁犯规,谁提前出局

  一山从不能容二虎。在二虎的无休止斗争中,势必有一方犯规,提前出局。

  谁沉不住气,谁就玩不了游戏。

  游戏规则向来如此,王明与老毛之间更不会创造历史的意外。

  长达四十年的较量;截然相反的命运结局;道不尽的恩恩怨怨。

  不同的起点,导致了相反的结局。

  得到米夫赏识的王明,岂料如日中天的平步青云之路竟半路遭遇毛泽东。

  太容易登高,就会轻易跌重。这种历史定律不容置疑。

  从来只是胜者王败者寇。当众人目光齐刷刷转向“伟人”的同时,不免内心为失败者扼腕叹息。

  既生瑜何生亮。我们仅能无奈感慨历史

  王明一生错误多多,而传奇故事也多。他虽不是各省选拔的留苏学生,却堂堂走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他曾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又被李立三给予撤职和留党察看;他从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一名小干事,一跃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从“左”倾路线的代表,忽然变成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从极“左”跳到极右;他从显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突然成为整风的主要批判对象。

  最后竟败走莫斯科。

  传奇的历史人物到头来只能默默无闻走出人们的视野。

  我们无法再去细细追究为何王明在延安称为长期病号,王明为何骤然变成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为何竟一步步沦为众矢之的。

  历史是一种赤裸裸的阴谋论。除了加以揣测,妄加评论,似乎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曾无数次想象,若是王明没有逃离莫斯科,会是怎样的命运的结局?十年浩劫会不会于他有何种直接关联?

  还是我们应该举手欢庆王明的败走莫斯科之路,最起码那是逃离了十年浩劫,保全自身。

  当然,这是我们这些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只鳞片抓之人的微小言论。

  书生拯救不了硝烟四起,支离破碎的中国。强势铁腕的人物势必呼之欲出。流氓也好,毒辣而罢,一介书生王明只能被请出历史舞台,提前出局。

  《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七):叛教徒提婆达多

  释迦牟尼有个堂兄弟叫提婆达多,作为佛教早期传播者,提婆达多算是一个有才能、有威望的领导者,然而在早期的佛典里,提婆达多被作为”叛教徒“、写入历史。那么,提婆达多究竟有没有叛教?实际上,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只是存在”路线斗争“,提婆达多觉得佛教徒应该遵守沙门的清规戒律,但是释迦牟尼却看到了人们对于清规戒律的抵触,规定的更为宽松。两者最后背道而驰,提婆达多也就成为了十恶不赦的坏人。不过有意思的是,最后当佛教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佛教徒们开始选择了用吃斋来显示自己的纯洁性与神圣性,而当年的”叛教徒“提婆达多也在后世的佛典中成了辟支佛。

  在《毛泽东与王明》的书评前,写下这么一段佛教历史,或许纯属本人的一种臆想,在我看来,毛泽东与王明,或许也只是路线之争的代表罢了。尽管,在政治斗争中,王明远不如毛泽东那么丰富。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实际上,王明要注意共产主义自诞生起就有很强的国际性,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而当苏联建立以后,无产阶级也就有了自己的”母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产阶级的母国是与民族的祖国并立的。母国不亡,则祖国有救。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书呆子王明能获得大家的支持,成为领导人。

  而在长征中,红军的撤退路线也是往西北方向,在靠近苏联的地方生存下去,最次,可以逃回苏联境内。而正是在北上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在报纸上发现了刘志丹的根据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延安。

  然而,王明为什么会失败呢?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了共产主义。形势比人强,尽管这里面离不开毛泽东的个人作用,而包括后来的冷战时期,毛的选择,以及第三世界作为政治力量的崛起,也说明了共产主义不再是流行的词汇。

  说回本书,作为一本通俗书籍,将两人以简单的脸谱形式出现,虽不中亦不远。然而有些史料的更新,或许还有待完善。诸如关于持久战,书中是援引过去程思远的说法,白崇禧在得知毛《论持久战》以后,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然而,现在不少史料表明,持久战应该是国共双方各自总结的结果,(有兴趣的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0-06-21/1411270042.shtml)。当然,王明当时确实还是没有让这篇文章发布出去。

  说了这么多,或许还得回到如何看待毛这个问题上。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毛概的书上应该写着,毛思想是以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集体“二字,也恰好说明了英雄顺应时势的必然。

【毛泽东故居】《毛泽东与王明》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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