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传读后感10篇

2013-07-17 励志名言 阅读:

左宗棠传读后感10篇

  《左宗棠传》是一本由(美)贝尔斯著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74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011-2-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左宗棠传》读后感(一):战争的建设者

  读过徐志频的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总是感觉少一些东西。也许是由于作者太过动感情,过分褒奖让传记的严肃性降低了几分,也许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涉及到平定回民动乱的历史过程。而这本左宗棠更加严格,认真的给我呈现了一个左宗棠的形象。
    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不拘一格、直言不讳的性格造成了他军事上面的成功。他的视野要比同时代任何人都要开阔,他最早意识到海军、海防的重要性。战场是他的用武之地,可他不是战场的毁灭者,他是和平的建设者,每攻占一城,他都会抚慰民心、重新建设,他尽最大的努力让人们重新回到土地上,开发、建设、和平的生活在土地上,他努力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并将它建设的更好。作为一名将军,他却有识人之能,他总是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并了解他们的才能,让他们的才能在战场上发挥到最大。同时一直坚守着儒家的教育,忠君爱国的思想根深蒂固的根植于他的内心。
    引用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左宗棠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他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一个伟大的管理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国外知之者甚少,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未享有应得的声望。倘若他的同胞能仔细研究他的生平与公祭,就能够获益匪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对国人在悠久历史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它dui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国家呕心沥血,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左宗棠不愧为国家之光、民族之光!

  《左宗棠传》读后感(二):《左宗棠传》-左宗棠平回相关

因近年在全球发生的伊斯兰极端事件和国内的伊斯兰背景恐怖事件,想了解左宗棠镇压回民叛乱的历史。选这本书是他在豆瓣的评分高。且这本是传记,不是小说。传记是根据史实写的,小说就没准了。作者是外国人,视角和写作方式都易于读者理解。
左宗棠在陕甘和新疆平叛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新疆现在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左宗棠的平叛,可能新疆也象原清朝北方的大片领土一样被俄侵吞。所以,左宗棠对中国的功绩不可估量。
我们历史书上读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很多是粉饰和政治优化的。所以,多读读老外和港台出版的近现代史,互相印证,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那段历史。今天,有很多人连基本的史实都不知道,就对这对那作出判断和观点,可笑而不自知。包括近期关于韩国某萨国内某些人的反应。不了解基本事实,只从电视新闻判断,没有认清威胁究竟来自哪方面。个人认为,这与爱不爱国无关,只是一场操纵和大众娱乐。我只把类似报道当作娱乐新闻来看。

  《左宗棠传》读后感(三):气场十足的人物传记!

很是吸引人一口气读完的人物传记,尤其是围剿太平军和回民起义的章回,既是整部传记里的重中之重,也是左宗棠人生从发迹始至辉煌的部分。
纯粹从成王败寇角度来看,左宗棠的气场十足,不是那种横刀跃马取上将之首级似的将才,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看了这部外国人写中国人的传记后,对左大将军的一生功名有了大概的认识,原来一直以为那个时代最牛的是曾国藩,其实不是,曾国藩打仗远远不及左宗棠。
看着现今的中国地图上的新疆和版图外的蒙古,难免会想到汉唐,那时“虽远必诛”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真刀真枪。到了羸弱的清末,外强内乱,大清朝在飘摇中残喘,能不被殖民能保存疆土实属不易。
仅就书中讲的联系一下现实,稍稍有感而发。
左宗棠的回民平叛和眼下的新疆暴恐。相信作者在书中提及的西域各族跟汉族长期和平相处很长历史的这个观点,乱,也是在近现代。真希望有个左宗棠式的人物能把这种乱好好治住。
在左宗棠年少读书时,作者有一段对到时中国的教育体制有段简短评述,读了后再对照眼下教育体制,一身冷汗,好像没变过,还是一套需要勤奋不止或费心费力的教学体制。

  《左宗棠传》读后感(四):一个寻常举人是怎样历炼成封疆大吏的?

国士左宗棠 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物;一国中有力量的人物。“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宋黄庭坚《书幽芳亭》)“以张良、韩信之才,不识为国士。”(清和邦额《夜谭随录》) 1、一个见识和人物均出于地方的时代 时间到了清末,中国民间士人出现了一段自主、自动的辉煌历史,主导这段历史的主体是一群湖南读书人。这些人均非书虫禄蠹者流,而是一批志行坚定而又怀才不遇,因而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经世致用主义者。太平天国内战兵戈掀起的波涛,将众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卷到漩涡里来。这些人从社会民间走上国家舞台,一举担待起挽救国家传统的精神价值、伦理道德,因内外交困、沦丧殆尽的民族责任。这些人“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能当兵,肯当兵,“不为名儒,即为良将”,恢复了秦以前“有兵的文化”之自主士人的遗风,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阶级在野派集团。这些人的家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没有尝试过政治权力为何物而又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士绅阶级社会基层成员。 曾国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焘上溯五世内最高功名是贡生,左宗棠中举未中进士,一直愤愤不平。郭嵩焘四次进京会试始得一中,但选庶吉士后未及散馆即连丁双亲之忧返里,数叹命运不济。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国藩幕。只有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任内即以四次疏谏朝廷用人制度不当获谴,旋亦丁忧返里。其他如王鑫、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也均饱读诗书,是对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非常熟悉的穷而不酸的秀才或训导。多是特立独行,能够独挡一面,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生和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依附取容的乡愿和恂恂君子。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已将走近它的尽头之际,仍能首先在湖南表现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一种非凡的经世能力。这是一个见识出于地方,人物也起于地方的时代,而庙堂里的衮衮群公则相形而显得气弱。(张静) 在这些人中,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是一个典型。 这位落第的“湘上农人”,一生孤傲的执念被内战激活,将儒学精神化作卫道的自觉和自愿,儒家读书人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识之亢扬一时交汇在一起,回应“旷世难逢之奇遇”,从一介落第书生到幕府军师、从统军元帅到一方封疆大吏,每一段经历时时都在鼓荡人间的踔厉之气,给中国人士历史品格带来了另一种劲气。 2、逆境对倔强的人是伤害更是动力 1)耕读出身,积代寒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岁自号“湘上农人”。左家祖籍江西,南宋时迁到湖南后,“先世耕读为业”,世居湘阴。左氏是当地大姓之一,代有闻人。湘阴左氏一族,以左宗棠最为出类拔萃。 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是湘阴县学生员,以孝义闻名,居贫好施;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因其“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据记载:人锦承家教,夺所修建,尝仿社仓法倡捐谷为族仓,以备凶荒,岁歉而左氏无饥人,著有《族仓条约》。可见,左氏不但是读书士人,也是宗族士绅,在明清称为“书香门第”,在乡村社会里一直备受尊重。这跟宋代以前,地方控制力量还主要是那些世代相继的名门大族(唐文宗给两个女儿找亲家的时候,竟还感叹李氏皇族配不上崔卢两家士族)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大变迁,一是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经济;二是士族(即门阀贵族)门第衰落,宗族成为民间重要的组织形式;三是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士绅阶层逐渐形成,并在民间和宗族中发挥重要影响。明清两代县级以下社会管理,已经主要靠士绅和宗族组织等非官僚的地方势力,通过族规、礼制、兴学、讲约等形式来进行。 到了父亲左观澜,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二十余年,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用度。 1816年五岁时,随父迁到长沙贡院东左氏祠。左观澜开馆授徒,全家生计全靠教书维持。左观澜只考中过秀才,常因自己科考不得志郁郁寡欢,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这年左宗棠开始读经,学习作应举的八股文。文章八股之学,是以科举应试、中进士第为目的。考中进士者即入籍,可授官管理百姓,未考中者则清白,回到乡村教化百姓。读书应举,左右了社会读书人生活道路,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刻。对左宗棠亦不例外。1832年二十一岁时,左宗棠中了第十八名举人,还未发榜之际,与湘潭名媛周诒端结为夫妇,入赘周家。1838年,左宗棠于正月从汉口北行,已经是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再次落第。1840年,到湖南安化陶澍家,为其子授经教学,历时八年。左宗棠继续着父亲私塾教师的“寒素”生涯,“非修脯无从得食”。 2)人生总有伤心处 左宗棠前半段人生最受打击的有三件事情。一是因穷入赘。由于家世寒素,世代耕读相承,左宗棠曾写诗述及父母贫苦之状,有“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回忆少小时说:“吾家积代寒素,……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所以到了20岁时,左宗棠“以贫故,赘于周”,做了上门女婿。中国古代男人有三不幸,一不能单独立户,二做上门女婿,三孩子不跟自己姓。左宗棠无钱操办婚事,只得从湘阴上门到湘潭做周家上门女婿,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尤其深深感到入赘的难堪。在自题小像中说“九年寄眷住湘潭”,寄居在别人屋檐下过,一住就是九年。左宗棠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件耻辱的事,自己“耻不能自食”。直到31岁,左宗棠用积年教书节余的银子,购得湘阴柳家冲田土七十亩,筑柳庄自立,“此为有家之始”,才喟叹人生此时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二是素节寒士。左宗棠幼时随祖父在家读书,有奇异表现。聪明过人异常,记忆力犹佳,凡读过的书立即就能背诵,尤其是对对子,更是悟性过人。因聪明过人而倍受祖父宠爱。一次,祖父带他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后,自己先不吃,带回家后平均分给哥哥和姐姐。左人锦非常高兴,认为这个孙子会光大家门。长沙读书时,八股文写得极好,很自负,“好弄敢大言”, 虽孤露食贫,却孤高素节,令同辈人自觉惭愧。十八九岁时,书肆买来《方舆纪要》、《水道提纲》诸书,玩索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尤其是研读顾炎武《郡国利病书》,关注点从修身转向制度,承平日久读这些书,自由化思想自有始,表明左宗棠亦开始顶破中国千年保守的习惯思维。所以18岁时遇到贺长龄,贺与之交谈,感叹其年少学博,推许他为国士。为此,这个没钱买书的青年人,得到了贺长龄家中所藏图书任其随意阅览的权利。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左宗棠受到早已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如此器重,说明经世学问有足以为赏识的见解。左宗棠声誉越来越大。1850年,38岁的左宗棠在柳庄“从事陇亩”,忽然得到途径长沙的林则徐约见,一见之下,叹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无所不及”,直到天亮才惜别。 明清是个重名教的时代,要将抽象的善恶价值,转化为普通人可以感知的荣耀、名望等世俗的价值。如此,饱读经世致用之学的左宗棠,却不能将空洞的道德概念转化成具体的道德实践,一边设馆教书的同时而自讽“卧龙”,一边操持田庄而又自命“湘上农人”,拥有美名这个最高价值的左宗棠却功名所未从始。 三是进士不第。左宗棠15岁参加长沙府试,取得生员,这就是入籍,获得后边一系列考试的资格。准备参加院试考秀才时,母亲去世,左宗棠在家丁忧尽孝,没能参加院试。到了20岁捐了个监生,获得了乡试资格,参加湖南乡试中了第十八名举人,在湖南的知名度提高。中国古代的教育宗旨,读书人去读书是以“干禄”(从政)为目的;所学的四书五经内容,实质是宗法政治品德和政治技术,而不是科学或生产技术;科举考试是成为国家官吏(公务员)的过程。读书人只有通过了在京城举办的会试才算毕业,有了进士资格,才授以官职。进士太难考了,谁考中了,要荣耀几代和威风四里八乡。1832年底,左宗棠第一次进京会试,结果不第而归。会考每三年一次,故23岁再进京应试,终究落空。26岁三进京会试,仍然不第。在由京返湘的路上,他写诗自叹:“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可见其悲苍。从此绝意科举,开始研究农业、舆图地学,地理学与军事学知识日益增长。正是经世致用之学的积累,反而使他受到许多达官闻人的赏识,对以后的人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是,科场坎坷,无法按正常的途径步入官场,依然成为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一生的心病。左宗棠后来声名赫赫,却曾经有两次不顾得朝廷上下一片劝阻,扬言要扔下军国大事,到北京参加会试,实现年青时不曾的“进士第”。可见,“功名出身”不正统,会对一个读书人带来怎样的伤害。 第一次撂桃子赴京会试,是在1860年江南太平军内乱正盛时期。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49岁。此前,他在湖南巡抚罗秉章府中做幕僚,实权在握,功勋卓著。已经有了一官半职,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副职)衔。因(到河北上任,)其推辞,未获官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著名评鉴已经出现在奏疏中。左宗棠也感叹自己“未著朝籍之人”的“希世之奇遇”,连皇帝都看重自己:“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但因为在籍官员怠慢他,愤而辞职。实际是,左宗棠把朝官不放在眼里,糟鄙对方而被举告为“劣幕”欺职官,受到追比。于是他扔下军务而不顾,奋而逆汉水北上,扬言进京参加会试,以填补身份不平。两年后,皇帝跟臣子还在朝堂上谈论这事儿:“上曰:闻渠意想会试。曰:有此语。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感激奋发。”意即左宗棠不是在意进士这个身份,而是被进士这个身份激怒了。第二次撂桃子赴京会试,是在1875年西北勘乱收复伊犁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左宗棠已是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年64岁。他虽身为一品大员,但愤恨朝中有人欺他举人出身,不足入军机处,便奏请皇上允许他解职,入京参加会试。他的奏章搞得两宫皇太后哭笑不得,议来议去,最后只好由光绪下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一年后,升为军机大臣,开了汉人官员以赐同进士出身入值军机处的先例。 左宗棠到了名震朝野的封疆大吏的位职了,还要在乎进士出身? 原因是中国社会讲究门第出身,这对一个人有划分流品高下区别。具体到官和吏,秦以前并无太大区别,到了汉代乃有流品之分。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官,事君之吏也”,“吏,治民者也”。官和吏除了职权不同之外,已经有了流品走向。东汉时期,在察举和征辟两大传统的入仕途径外,有抬升太学出身而贬斥吏员行政操守的言论了。唐宋时期,官与吏的出身已经相当有区别。“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即谓工商杂色不入流,不可为官。到明清时期,进士及第是清流,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出现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吏胥之害”的概念。这就是科举时代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左宗棠不是进士,军功再卓著,没有科举功名,即使做到了这个宰相一级的官,别人也瞧不起。左宗棠没有进士出身,死后便不能享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后来赐得进士及翰林,“文”字谥号后边却加上了一个“襄”字。 3、可钦者总有睿智处 1)以用读书第一 中国自古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左宗棠又是耕读世家,重视读书是自然的。但左宗棠的令人可钦处是改读有用的书,读地理农业兵学,读朝中宪章。1837年,26岁的左宗棠第三次北上参加会试不第,写信给妻子说:“榜发,又落孙山。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比三试礼部不第,从此绝意科举。 一般来讲,由于目的不同,读书分三类。一类为科举考试用,读文章之学(诗文八股词章学);一类为做学问用,读经史之学(训诂考据学);一类为功利之用,读致用之学(山川地理农业兵学)。左宗棠8岁起,就跟父亲学文章之学,学习写作八股文。直到1831年父亲去世,左宗棠19岁改投长沙城南书院读书;跟随书院的山长、曾任湖北学政的贺熙龄求学十年,因之逐渐崇奉经世致用之学。又结识了结识了益阳人胡林翼,在“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诸实学方面,相互激励,形成共识,也结成了终身之谊。后来,左宗棠37岁出山做幕府,终成一生仕途功名,多得力于此人强推。左宗棠后来回忆这段研求实学的经历时说: “吾十八九岁时,于书肆购得顾氏《方舆纪要》一书,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兼得亭林《郡国利病书》及齐氏《水道提纲》诸书,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于时承平日久,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宗棠科场坎坷,无法按正常的途径步入官场。三十以后全面读阅世实学,志在耕读。经世致用之学的积累,却使他受到许多达官闻人的赏识。这对左宗棠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研究地理农业兵学,属于经济军事之致用性知识;而掌握朝中宪章、国事谏议,则属于官场政治之经世性学问。后一方面的学问,左宗棠是在陶澍家做私塾时完成的。陶家所藏的清朝宪章,为他的钻研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家乡省墓,途经醴陵时,左宗棠正在醴陵渌江书院教书。醴陵知县得知陶澍要来,请左宗棠撰写楹联欢迎之。左宗棠挥笔写下“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到连连称奇,询问作者是谁,叫知县引见。左宗棠时年才25岁,两人有幸结识,一见如故。一场彻夜交谈之后,其知识和才华被陶澍赞为“国士”。临别时结下忘年之交,后来左陶两家又结为亲家。三年后,陶澍任所去世,遗下七岁孤儿陶桄。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令教陶桄(也是他未来的女婿)。做私塾八年,阅读了陶馆收藏的大量当朝疏稿和所藏的清朝宪章,对行政公务研读颇有心得。“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当时,湘潭人黎吉云以翰林上朝谏议国事,敢于直言。左宗棠劝戒他“进言必须有次序,论事必须考察缓急”,黎翰林颇深以为然。对左宗棠的政治历练,陶澍的女婿胡林翼曾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这番经历,对左宗棠后来做幕府进入官场,功名自此始大有裨益。 1847年秋后,35岁的左宗棠结束陶氏家馆八年塾师生活,返回湘阴柳庄,全心致力于兵学研究。这一年给哥哥左宗植信,道:“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亦可一洗凡庸龌龊之胸襟也。”显然,当一个名将,是科场失意后的道路,也是他钻研军事学后怀抱的志向。一般来讲,科举制度下的文章之学依据儒家经典,八股文重在文学形式,讲求“代圣贤立言”,从而使士子们更加书生气、更少务实心,不利于官员的行政能力和实际素质;反之,科举不看重的经世致用之学,却强调法、功业和能力,加强了专业素养。这就使得官员变得没有能力处理行政事务,导致了具有专门知识能力的佐僚几乎为官员们必不可少。由此,志趣在于务实的左宗棠预伏了另一条晋升之路。 2)良师益友第二 左宗棠科场坎坷,无法按正常的途径步入官场,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积累,又结交了一批良师益友,使他受到许多达官闻人的赏识,对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是,左宗棠结交的这一批师友、书友、侪(chái)好、幕友等等,使他的德才学识从不缺乏交口称誉,不可胜计。中国是一个名教社会,人知好名之心,足以夺人所甚欲。一波又一波与时传播其美名,既助他誉满朝野,又使他永葆鸿鹄之志。人们将世俗美名作为最高追求,这是清季道德价值看重世俗名望、追求世范所致,与宋代理学追求形而上境界大不同。左宗棠一身行政能力和军务本领,名教世风为之转化为普通人可以感知的世俗荣耀,也助之获得功名等实在的价值。左宗棠后来名声鹊起、仕途发达,的确得益于人生起步时期的良师益友。 一是师友贺熙龄,教授左宗棠之前曾任湖北学政,崇奉经世致用之学。1831年,19岁的左宗棠追随贺熙龄求学十年,深受影响。左宗棠读八股文早,说话行文有代圣贤立言的习惯,言大志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贺师以诗讽喻他,虽语重未可荷,非常情可比。贺师教诲左宗棠多在语言事迹之外,于无声处,使之受益。左宗棠不再专门注重八股文,在给贺师信中,说自己“近仍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吾师以为然否耶?”贺熙龄死后,左宗棠常怀念之,“每思吾师,不觉泪之承睫也”。师殁,以师遗命,遂盟婚焉,结为亲家。还有前边提到的两江总督陶澍,跟素颜书生左宗棠彻夜长谈,称其“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赞为“国士”。分手后还写诗怀想,题为《舟中怀左季高》,曰“六朝花月豪端埽,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陶澍的“国士”褒奖,激励了左宗棠一生。 二是书友、学友、侪好湘乡人罗泽南和丁叙忠,同县人郭嵩焘,以及益阳人胡林翼等,这些人后来同成为湘军集团的将帅、巨擘、中兴名臣。罗泽南,当时就很有些名气,以后又成为湘军著名将领。与时同在城南书院读书,在学习上湖乡帮助:“长与罗罗山、丁秩臣为友,亦藉窥正学阶梯,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在品行上互相鼓励:“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而与同县人郭嵩焘偕游湘阴东山,郭写《题东山十八景》诗,两人相和唱酬,为避太平军战乱,约定比邻而居。郭嵩焘后来有着超前的洋务意识,其主和立场与左宗棠主战对立,在李鸿章麾下发挥着意识形态代言人和发言人的巨大影响力。左宗棠后来回忆与这些人交往时光,誉称是“跌宕风流”。 三是亲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林翼。胡林翼是陶澍女婿,与左宗棠同年出生,却又是左之女婿的姐夫,故胡称左为丈人。在左宗棠与陶澍结为忘年交后,二人开始结识,建立起深厚的亲情加友谊。“林翼与先生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二人在很多事情上投缘合契。左宗棠第三次进京会试时住在他家,胡林翼时已在京做官。落第后写书信宽慰他,说“农人胜于鄂抚,此事颇难言”,落第不一定是坏事,左宗棠称他是“一生真知己”。胡林翼十分关注左宗棠的仕途前程,屡屡引荐,不吝溢词赞美。1848年,这一年偏居湘阴柳庄的左宗棠36岁,胡林翼代理贵州安顺知府,向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说:“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1856年,这一年在湖南巡抚罗秉章幕中做师爷的左宗棠44岁,胡林翼给朝廷写奏折,称左宗棠“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其力能兼江西、湖北之军,而代臣等为谋。……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推荐其为帅军之将。 3)高瞻远瞩第三 左宗棠禀赋超常,他说自己“早岁言大志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1850年,左宗棠38岁时,有了一次对左宗棠一生意义非凡的会面。头一年,在安化陶澍家做私塾八年之后,他到长沙朱文公祠开馆授徒,继承了父亲“修脯得食”的教书衣钵。女婿陶桄跟随来到长沙,仍然随他学习。入学者还有益阳人周开锡,以及长沙人黄冕的儿子黄瑜、黄上达、黄济兄弟等人。左宗棠说,做人“志趣不妨高也”。这些跟从左宗棠读书的人,后来都成为湖湘俊才,其中周开锡后做到内阁学士。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也已不是在长沙祖祠“非修脯不得食”的孤怜教书匠。这一年湘阴发大水,左宗棠在柳庄主持宗族亲党、一乡群从子弟,捐赈济灾,承继起了地方搢绅守土安民的传统。他已经是一个地方有声望的教师兼士绅。这一年,左宗棠的视域越过了湘阴宗族亲党,在长沙湘江舟中,第一次见到了林则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见。 这次会面对左宗棠后半生经略边疆思想的构成意义非凡。林则徐早年在江苏做官,被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拔,在遣戍伊犁释回后,于1847年担任云贵总督。其间,胡林翼为其左右手,又是陶澍的女婿。这两人都与左宗棠关系密切。陶澍与左宗棠结为亲家,胡林翼则与左宗棠是同窗好友。这些关系,都构成林则徐与左宗棠会面的因缘。时间往回退十年,1838年,第三次进京会试不第。左宗棠回乡途中,绕道金陵,曾谒见去岁一面之缘的陶澍。陶澍留他住在官署内,把幕友和亲故找来,与左宗棠论谈。在金陵,陶澍特地为儿子陶桄向左宗棠长女左孝瑜求婚。堂堂两江总督,交往方才一年,便对左宗棠这个会试落第而又满腹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又在死后托孤。那时,左宗棠才26岁。 时间过去十年。这年1月3日,林则徐因病卸去云贵总督一职,返回福建原籍,途中经过长沙,派人到柳庄约请左宗棠到长沙一见。这个时期,左宗棠热心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声名远播,林则徐从胡林翼那里巨细得悉。而林则徐奇伟人品、经略国是、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又使得左宗棠一向倾慕。这次林相招邀,左宗棠急忙赶到省城,在停泊在湘江的画舫上,见到了他所崇拜的偶像。左宗棠一席长谈,“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交谈话题十分广泛,特别注重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为日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创举和收复新疆的业绩铸下了思想基础。其中,谈到西域时务,林则徐说大西北没有推行屯垦,肥沃的土地没有利用起来,不能富民安边。一个封疆大吏,一个湘上农人,二人竟然江中夜谈达曙。可知,可钦佩者总有大睿智处。左宗棠从这次会谈中,对清王朝内政外交形势得以高瞻远瞩,奠定了一生事业基调和方向,后人称之为“湘江夜话”。 4、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 1)太平军进攻湖南,绅士出山 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的。如果不是太平军进攻湖南,湘中大乱,左宗棠或许就这样做一个地方乡绅,重复父亲的一生了。1851年,与林则徐会面第二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1852年,太平军进攻湖南,夺得几百艘船,顺湘江而下,集结在城南,准备攻打长沙。 左宗棠这年40岁,举家从柳庄搬迁到湘阴东山白水洞,率亲友砍茅草筑堡盖屋,打算隐居自保,保宗亲保乡民。此间,胡林翼数次写信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说:“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究,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张亮基也曾派人赶到东山白水洞,虚心延访,请左宗棠出山,“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左宗棠却复信辞谢。随后,青年时学友、后来做了湘军名帅的江忠源,也到东山催促左宗棠出行,哥哥左宗植、后来做了清廷驻英大使的进士郭嵩焘,又一次来劝左宗棠出山。 10月8日,左宗棠攀绳索登城,进入长沙,赞襄湖南巡抚幕府。“宗棠负才气,喜言事,亮基一以兵事任之”,左宗棠办事不喜欢人掣肘,张亮基干脆将全部军事交给他指挥。左宗棠军事上极有见解,他一生先后与太平军、捻军、绿林军、回军和新疆阿古柏叛军作战,战略战术都不同,常有克敌制胜的针对性。面对太平军城高池深,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主雕剿而不主攻城”;面对捻军狼奔犬突袭扰京畿直隶、山东内地,要先行剿灭,先安内后攘外;面对回军有根据地不能远离,而董福祥与高万全等人的绿林军无根据地东奔西突,则先扫平机动的,然后没有后顾之忧,集中兵力攻击钉子户。顾以书生谈兵,可谓谋无不当。“此左宗棠功名所从始也”,民间士绅、寻常举人左宗棠“策安三楚,勋赞一匡”,功名仕宦之途正式起步。 另外,“湖南委任绅士筹饷治民,遂以平寇,亦肇端于是时”。在军务之外,也辅之以负责敛财筹款提供军需的财务。一般来讲,打仗就是拼钱,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左宗棠创厘金局、盐茶局,设厘金税收,厘税制度剔除了漕粮的积弊。湖南开办商贾货厘,转入军需局专用,以湖南一省而兼支鄂、赣、苏、浙、徽五省之寇。“饷械均仰给湖南”,更能说明他的经济能力。这些谋划军需的才干后来随他转战江南塞北,尤其是将官需交给民办,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1862年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在与太平军攻坚之时,出现了财政危机,商人胡雪岩“情形既熟,呼应较灵”,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解燃眉之急。“季高大喜,授其总管职”。在以后几十年,其帮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筹饷,二是购置军火,三是打理洋务。后来左宗棠能够成功征讨大西北,就是利用了彻底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商业手段采购和运输而非帝国式的征调和拨付;还有就是与独立金融机构融资和抵押贷款(汇丰银行),保证军需,支援了作战;第三就是拿钱雇佣民间驼队搞运输,而非无尝抓丁征用。一介书生左宗棠的用人的才干,组织能力从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以,左宗棠四十岁出山看似较晚,实际很有功效意义。这个年龄,能把积攒的社会阅历、人生才干、行事历练和民间气息,一并带入官场氛围;不似进士做官,要靠在官场上摸索承袭,都是官场迎合气。所以,左宗棠后来一直做到衮冕巨臣,却都是江湖进入庙堂,野风吹乱华堂的一股新鲜官气官风。到了晚年,功成名就的左宗棠回忆这段时间,说那是一个“旷世难逢之奇遇”。 2)无办不好的差事,才略流闻 1853年,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湘军由此兴起。严格说来,曾国藩的湘军(包括后来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只能算民间武装,不属于朝廷军队。由于太平天国内战爆发后,清政府九钦差大臣和原有兵将弹压无方,屡战屡挫,只好起用地方督抚带兵。于是,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深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的地方官吏,延揽人才,开设军幕,成立幕府组织(局、所)襄办各种事务,晚清幕府(主要是湘军集团)正式形成。太平天国内战平息后,清王朝进入所谓“中兴”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为“中兴三大臣”。但这个时候,后来在湘军集团中曾左同名的左宗棠,还没有进入湘军执杖统兵。这是因其举人,没有官籍身份,只是在湖南巡抚帐下作幕僚,也就做替出谋划策的师爷。虽才华得以施展,毕竟寄人篱下。 次年,太平军撤出湖南以后,左宗棠打算辞别回归乡下柳庄。新任巡抚骆秉章诚心挽留,开诚布公,对他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幕僚左宗棠说什么,巡抚罗秉章立马画喏照办。以至于骆秉章凡遇僚属白事,都要问一句,“季高先生怎么说?”左宗棠话语权、裁断权更多了。尽管有实无名,功劳都记在在籍官员身上,但左宗棠慷慨自负。作为久浸于性理之学的湖湘读书人,有心卫道,是一个“有主义”的书生兵。如今,章句之儒却帕首提刀,虽有体制的捍格,但实学才华可以大展,于是勉强留下。从这时起,直到咸丰十年,六年之间,左宗棠埋首“岸帻(zé)军府,超然不自有其功”,以宾佐专心于执事军务。 随着太平军内战越来越凶烈,左宗棠才华得以大展。执事军务,综筹全势,谋无不当,才略流闻。到了1856年,44岁时,“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赞词渐渐传开。中外交章论荐,引起朝廷注意。凡两湖之人及官于两湖者,入见无不垂询及之。1859年,咸丰皇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郭嵩焘,详细询问左宗棠的才干。 上问曰:“汝可识左宗棠?”曰:“自小相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信来往。”上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谕知:当出为我办事。”曰:“左宗棠亦自度秉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上曰:“可以一出任事也。”曰:“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上曰:“闻渠(他)意想会试。”曰:“有此语。”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 曾国藩也给左宗棠写信,说自己受召见也曾问及:“筠仙召对,圣意殷勤,垂询阁下,将来自不免一出。”胡林翼为左宗棠的美名高兴,给他写信道:你现在的“声名已篆天心”。记得在小淹教书时,你“自嗟迟暮,世无知者”,还说“除非帝赉良弼乃可耳”,岂知”今已名在九重?”1860年,胡林翼上疏,极力保荐左宗棠,说: 臣查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臣与左宗棠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经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应请天恩酌量器使,并请旨饬下湖南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左宗棠在六年漫长的幕府生涯中,曾感叹自己“数年襄画军事,何时舍帷幄而事戎轩?”这是一位信奉“知行合一”的儒生、一位自主“有主义”的书生兵的梦想。自然,来自民间的寻常举人左宗棠挣脱体制锁链、鼓荡人间的时日不远了。 3)皇权下移,籍外幕僚“侵官越俎” 清末湖湘读书人中有一种浓浓的实事求是的风尚,那是一种传承了清初湖南人王夫之的 “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理寓欲中”的理学精神。在太平军内战的激厉下,这批湖南人招集乡勇团练,组建湘军义兵,建立幕府,开启了湘军集团自主化政治,成为与八旗兵体制并行的一支军事力量;在文化上,传播“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的知识信仰,以捍卫道统,挽救“孔孟”、“名教”的文化权威解释者的姿态自居,形成了一个与清廷体制共存的自由化意识形态体系。(张静)由此,清代国家权力下移和太平军内战的形式起落是同时进行的。内战中朝廷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大凡军兴之时,用人不拘常格,自可从权。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户,结果是权力下移。 左宗棠的崛起,从机缘看得益于太平军内战,给封闭的皇权体制撕开了一道大大裂口;从实质看则是湖湘读书人以自主化政治和自由化意识形态为内容,开展的一场士绅阶层自由化运动的结果。 1860年,这是一个多事的年份。这时,太平军击溃了清军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接连攻占常州和苏州,又从苏州进攻浙江,攻占嘉兴。仿佛是为左宗棠登台亮相,吹响隆隆的前奏,布下沉沉的天幕。要知道,太平军越猛烈,体制的裂缝就撕裂的越大,左宗棠这样的野埋没的湖湘士绅,便有更多进入历史的机会。左宗棠这年48岁,坚决辞掉幕府执事,离开湖南;声称要北上进京,参加会试。其实,辞去幕职,参加会试,这只是一个表面原因,背后是持才傲气的左宗棠的幕宾身份与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读书人老是要同各有事权的地方官僚嘶咬,弄出许多私怨和公愤——湖广总督官文上疏诉“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为“劣幕”,要审办他。 事情的起因是1859年4月,在左宗棠坚决辞掉幕府执事的头一年,永州总兵樊燮被奏劾: (樊)燮承袭一等轻车都尉,历官湖南永州镇总兵,酣饮不事事。巡抚骆秉章将劾之。湘阴左宗棠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燮恐,谒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垢让燮。燮负武官至红顶矣,亦惭怒相垢唾而出也。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官归,谓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 樊燮“伏地拜”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朝廷命官拜另一个朝廷命官,而是永州镇将拜主持湖南军务的幕僚,一个无籍的举人。从官场的角度看,这事左宗棠的确犯了“侵官越俎”的大忌,这种幕僚侵代和超越正官的现象,属于时代改变了、官场道德沦丧,“人心烂坏”,所以要受到追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显示了幕府人物的职官化,折射了连年军务正在把种种事权从别的地方一个一个挪过来,使幕府被锻造为官衙。因军务而集中起来的政府权力屯聚于幕府,可以从纷乱否塞的官场关系中重组起一种与战争相适应的秩序。 然而,战争中的秩序更会使佐幕人生发出今时不同往昔的自动、自主面目。左宗棠主骆秉章幕六年,自谓“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璎冠之举,忘其愚残。一意孤行”。为人作幕而志在“一意孤行”,说明了许多权势已经移到了他这一个强力幕僚的手里。这种移来的权力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度,左宗棠因之而能够意态纵横,也因之而常常光焰迫人。一则记载说他“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疮洧”。这些话里显然掺杂着一己之爱憎,但由此画出来的一派声势却与真相离得并不太远。(谭伯牛) 时势造英雄,皇帝与廷臣讨论此案已经说道:“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言语间,已不再愤愤于“劣幕”。 5、组建楚军,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 1)黎明前的黑暗 1860年,由于长久指挥军事,招致多人忌恨。左宗棠背地里“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悲伤功劳再大,没有身份也是白搭。49岁的左宗棠请求发给公文,要赴京参加会试,去掉“频年怫郁之隐”。 北上进京,雨霰交作,风雪均大,途径襄阳时,收到胡林翼密信。胡告诉他:因永州总兵樊燮被奏劾一案,湖广总督官文在北京布下了一张网,非常危险。一时间,左宗棠“侧身天地,四顾苍茫”。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湖湘依然叫人忧谗畏讥,仍畏寻踪。左宗棠值此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之际,天越走越黑之时,不得已,便改变计划,回舟汉川,沿长江而下,打算择地游历一番。先到胡林翼英山大营,然后投靠曾国藩帐下“唯求一营官,杀贼自效”。何况,“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实为阙事”。从来帐中沙盘点兵,何当前阵指挥三军?心中“不为名儒,即为良将”的那一烛火,依然未灭。 5月16日,到达宿松曾国藩大营。5月21日,清廷颁下特旨,就左宗棠一事垂询曾国藩:“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并着曾国藩酌量办理。”似乎在曾公处复出的希望降临。岂知6月9日,收到长子左孝威病重消息,左宗棠最看重此子,无心久留,放弃计划,匆促离开宿松返湘。左宗棠前欲脚走,后脚清廷同一天就下发谕旨,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京堂”是个什么官职?是清代对某些高级官员的称呼,一般为三品、四品官。然中叶以后,成为一种虚衔。6月21日,胡林翼上疏,极力保荐左宗棠。6月23日,左宗棠回到长沙司马桥家中。 这时,太平军击溃了清军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接连攻占常州和苏州,又从苏州进攻浙江,攻占嘉兴。形势固然对朝廷不利,但这对左宗棠是极大好事。“中国民间,江山有思”,内乱中的体制裂口越大,则意味着对底层庶士走出乡间,纵横天下的机会越多、空间越大。 2)天下大乱呼出大治的人 1860年是咸丰十年,这年闰三月,太平军袭杭州,诱金陵围城之清军分兵往援,趁时击溃江南大营。太平军破清军江南大营后,旋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诸地,主持江南军务的清军总领和卷一路逃奔,呕血而死;除上海外,苏南地区尽为太平军所有,经制之兵(体制内八旗军)的气数也随之而尽。“赤地新立”的湘军中人居长江中游,冷眼俯视盘踞下游的江南大营在滚滚烟尘中人仰马翻,分崩离析,各自议论纷纷。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又曰:“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湘军是从打乱了的章法里冒出来的力量,左宗棠此论大乱之势直露出一种久郁之后的酣畅。从此,带着一手规划天下的自信和自负,大步地走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 6月26日,左宗棠于接奉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显然,这个任命令左宗棠的地位大不同了。做幕府是地方巡抚的邀招;而襄办曾国藩(湘军)军务则是中央朝廷的任命,从民间进入到体制,一步迈上了朝官的地位。身份解决了,后边左宗棠生平中的总督巡抚、封疆大吏、洋务大臣,直到凭以载入历史的“同治中兴三杰”地位,就其个人心志的苦艾而言,后边大概只是“一览众山小”了。左宗棠有了名份,立马着手规画,广招湘军和楚军的宿将,要求“勇敢朴实”。再由这些领将四出选募勇弁,勇弁以乡谊维系,以儒学人格立军,团队维系于义烈之心,忠义之友,知人以廉耻、信义。西方人通常是向法律寻求团契,而中国人,尤其是明清社会关系是以忠孝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一个人首先要从孝敬父母做起,把对父母之孝推广开来,便是对君王和国家的忠,这就是“移孝作忠”和“忠臣求于孝子家”。在湘军组建时,忠孝作为理论逻辑和实施办法,解决文化认同、宗亲认同,乃至国家认同问题。这是一群维护文化正统为己任,志同道合操持兵事的读书人,民间走出来的一群精神清冽的兵士;是湘军区别制军之所在,也是“劲气”的来源。因其才是真正的“子弟兵”。子弟兵共建立四个营,每营五百人。又建立四个总哨,每总哨三百二十人。另外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兵力为两百人,分为八队,作为左宗棠的亲兵。新组建的部队号称“楚军”,左宗棠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左宗棠的楚军共五千人,7月11日驻扎长沙城南的金盆岭。左宗棠向曾国藩写信,豪迈地宣布:“与贼为难者,独有楚军。” 这时,太平军石达开所部从贵州进入四川,清廷提议将左宗棠调任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说,他的部队刚刚组建,正在进行训练,他不想离去,实际是不想再回到“戎幕坐啸”的寂寞与无奈之中。 1860年是一个转淚的年份,左宗棠时已48岁。9月22日,楚军募练就绪。当天,左宗棠亲率楚军从长沙出发,逶迤而行,经醴陵进入江西。一个寻常举人左宗棠坐在高高马背上,从田舍迈向战场,到此完成了从湘上田舍郎到巡抚幕僚,从幕府师爷到领兵元帅的漫长转型。从此,伴着湘军集团扯破一切掣肘的体制约束,代表着一种守护礼教的精神和主义,一个自主、自动守护传统的湖湘群体,走上尽情挥洒人生豪迈的康庄大道。左宗棠人生之起也,对天下必须以德胜,始得名正言顺;对太平军则必须以才胜,始得成功。功成自然名就,一个接一个的册封和绩勋接踵而来……。次年,便得任浙江巡抚;再次年,获得了专折奏报的权利。 这年,左宗棠已经50岁。

  《左宗棠传》读后感(五):读左宗棠传

    常言:做人学曾国藩,做官学李鸿章,做事学左宗棠。读完三人传记后,深以为然。
    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一个秀才家庭,年青时即中举,但就此止步,三次会试落第。但他却有真才实学,常以“今亮”自居,曾自撰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正因为左的才华,才可以举人出身,却赢得了许多高人的慧眼。首先是两江总督陶澍,一付对联引见(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两人结为忘年之交,进而结为儿女亲家,这是左腾达的关键起步。第二个是胡林翼,此人是陶澍女婿,曾国藩至友,后来官至湖北巡抚,这是左腾达的鼎力推手。第三个是林则徐,林路过湖南,专门邀请左相聚,并赠新疆军事、地理、文史等方面的资料。第四个是郭嵩焘,此人为左邻居,在危难时候挺身相助(左得罪于总兵樊燮,郭请潘祖荫上奏咸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第五人是曾国藩,虽然两人性情不一,屡有交恶(如联:“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但曾出以公心,对左尤有提携之恩。
    左军功无数,在战太平天国、灭捻军之乱、平回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旷世奇功在于收复新疆。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争夺中亚,威胁我国西部边陲。1865年,阿古柏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率兵侵入我国新疆南部地区。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佔领伊犁地区。左力排李鸿章等人异议(“海防”与“塞防”之争),抬棺西征,进驻肃州(今甘肃酒泉),步步为营,稳打稳所,先平回民,再灭阿古柏,再逐沙俄,为中国保住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故梁启超说左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曾国藩说左是”当今天下第一”。

  《左宗棠传》读后感(六):戎马一生

1、作者作为一个美国军人,在1930年代能对中国有如此深厚的理解,对左宗棠年谱等资料的钻研如此细致,字里行间展现出对中国的友好和尊重,都足以让现代中国人汗颜。
2、通过本文作者的叙述,左宗棠的形象跃然纸上。“中国数百年间最出色的将军”,从另一名军人口中说出,无疑是对左宗棠最好的诠释。从战胜太平军,到平定回乱、收复新疆,作战同时注重生产、恢复,作为一名将军,左宗棠的一生无可挑剔。
3、本人祖籍湖南,在兰州(回汉聚居区)长大,祖辈曾居河州(临夏)。回民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身边人都有所感触;回民叛乱屠杀汉人的所作所为,家中老人亦曾亲身经历。左宗棠平定回乱,对陕甘地区的汉人,可谓是救命之恩;对回民的招抚政策,只是将残余回民百姓迁移出汉民聚居区,并未将其赶尽杀绝,也可谓宽松。处于现在的年代,出于宣传的需要,左宗棠的事迹无法得到公开的宣传和褒奖。借助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和学习。

  《左宗棠传》读后感(七):一个地理爱好者

总体而言,清政府对汉人盘剥较轻。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凡是没有暴力动乱的地方,纳税都会照常进行,汉人群众很少意识到他们当中有满人。考虑到帝国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皇家宫殿的花费和其他皇室相比是适度的。就连25万个满洲旗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只是支撑了他们的闲散安逸,却并不奢侈,但这比浪费还要令汉人愤懑不平。不过,中央政府在各方面运作的积极强大的功能,随着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从那以后,除了对黄河水利工程的几次拨款以外,中央政府放弃了大部分类似的功能。帝国成为一组半自治的省份,每个省份主要维持本身的生存,省内的每个地区也是如此。于是政治凝聚力几乎全部丧失,国内的压力驱散了王朝剩余的力量,国外的压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个曾给中国带来150多年宏伟气象的王朝,在剩下的100年里把这个国家引向了极度的虚弱与涣散。满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尽头,不是因为受到高压,而是因为人间万事都要经历的最普遍的过程——衰老。
在这段紧张的学习中,左宗棠开始倾心于地理研究。他读了两部书,一部是着眼于辅导学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概论,另一部是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开始痴迷于此道,阅读所能找到的所有描述祖国自然特征的著作。他在这项研究中投入太多的时间,朋友们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较高学位的考试只需要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一位姓贺的邻居,曾经做过官,拥有大量图书。他对左宗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前程无量。他让左宗棠任意取阅自己的藏书,鼓励这位学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左宗棠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些年里这位姓贺的朋友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他一贫如洗,父亲去世后就学于湖南巡抚在长沙为穷困学生开办的湘水校经堂。
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从帕米尔南部起势的昆仑山脉,向东延伸到中华帝国的心脏,把新疆与西藏分隔开来。喀拉昆仑山也是从帕米尔南部分支,向东南绵延,与昆仑山一起划出了的西藏高原的一大部分。喀拉昆仑山以南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和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那片无人荒漠的某一处,英国的统治足迹未到,而天子的庇荫同样止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帕米尔是19世纪3大强国——英国、俄国与中国的交会点,把亚洲大陆划分为3大块。由于回民运动,清政府的权力在帕米尔到陕西的这一中国板块上消退了,只是因为左宗棠将军在1868-1881年间的天才努力,清政府的权力才得以恢复。乾隆的军队从蒙古踏着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这条路前进,控制了天山以北蒙古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大区域,一般称之为准格尔。清军很快就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发生了争斗,此人有浩罕王国撑腰。中国军队征服了整个喀什噶尔,进入浩罕,直达塔什干,迫使浩罕人承认乾隆为他们的宗主。波尔格说,乾隆这次征战动用的兵力为15万人。新疆中部和南部实际上只包括天山与昆仑山之间从帕米尔延伸到罗布泊以东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又叫喀什噶尔。准格尔的北部被划入了塔尔巴哈台县,征服的所有土地取名为“新疆”,意为“故土归新”。这片新领土在北部与俄国与蒙古接壤,在东部与蒙古与甘肃接壤,在南部与西藏和克什米尔交界,在西部与阿富汗与浩罕毗邻。它的面积超过50万平方英里,但其人口即便在1864年之前或许都没有超过300万。天山从西向东横贯新疆,形成一个分界,把这块土地的大约1/5划分在山北,把它的大约4/5划分在山南。南部叫做塔里木盆地,几乎全是荒漠,边缘散布着一些绿洲,西边和北边较多,新疆中部与南部的居民,就聚居在这些绿洲之内。盆地边缘比较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南开始列举,依次为:和阗,叶尔羌,喀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吐鲁番,以及东部的哈密。从北向南穿过塔里木盆地没有常规路线,只有从东端到西端有常规交通。天山以北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东部,或严格意义上的准格尔,以及西边的伊犁河谷。东部的主要中心为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伊犁河谷极为肥沃,养活了可观的人口。主要城市是老固尔扎和新固尔扎,两城相距约25英里,都在伊犁河边。新固尔扎是乾隆修建的,是整个新疆的行政中心。在造反时期,它的人口约为7.5万。这里驻扎着一支精锐的卫戍部队,它是全国各地官员的著名流放地。直到本世纪(指20世纪)清王朝结束为止,这里一直是罪犯居留地和流放地。在严格意义上的准格尔,人口由中国回民和蒙古人组成。在伊犁河谷,回民与蒙古人、汉人和满人杂居在一起,其中以回民为主。这里的政府类似于中国内地边缘区域所有特区的政府。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几乎全是维吾尔人,与更往西去的居民关系很近。在这个地区,清政府通过各个城镇的头人来进行统治。统治者没有试图限定维吾尔人的语言、宗教或习俗,清政府的统治对这些人非常宽松。
以简器论,炮以布罗斯所制之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为最胜,枪以后膛七响为最胜。从前西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丝内膛,后圆前锐,注药之子又极合用,较其旧式光膛圆子更为精妙,故致远取胜胜于旧式。近又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则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凡枪炮之用,在致远取准而已。其能致远取准者,在炮子必合炮膛、枪子必合枪膛,子不离药、药力全注其子故也。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枪,不但子药合膛,且大于膛口以数分计,而能不伤膛口者,由子之外面用铅皮包裹,火着子出,铅皮融脱,故出口不伤;子聚药力,毫无外散,故能远;子满膛口而出,毫无偏倚,故能准也。
谈话转向了自然科学。他对此所知甚少,而且不愿了解更多。“我们不要电报和铁路;电报会使百姓堕落,铁路会使百姓失业,然后挨饿。”另一次,他谈起超自然的物事,其中就有飞龙。“有大龙,也有小龙,头都是黄色的。我亲眼见过一条龙,飞向祭祀它的庙宇。”在说这些话时,他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反应。他转向索思诺福斯齐,问他在俄国是否有人见过龙。“没有,”头答道,“我国只有天使在头上飞。”[4]
他认为,只要中国显示一定程度的国防力量,来自欧洲国家的危险不是很大。欧洲国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贸易和赢利;战争很费钱,而且会妨碍贸易;因此,如果中国能够使战争付出的代价远比贸易可能带来的赢利为多,那么欧洲人就不会轻易攻击中国。他认为,占领一个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国家,就必须在那里保留大量的部队,那是完全无利可图的,那些主要对贸易感兴趣的国家,不会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但他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有领土企图。所以,必须建立一支海军来防御日本,建立一支陆军来防御俄国。两者同样重要,都是国家根本。[10]
左宗棠让我们明白,他认为他的祖国若非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至少跟它们是平等的,这增强了我对他的好感。为了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做一个比较,他又说,如果欧洲人以他们的新发现而感到自豪,那么中国人则在先人及其著作中发现了新东西,那些秘密远未被人知晓,或者没有完全被人发现。[6]

左宗棠传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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