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实》经典读后感10篇

2013-06-25 感动文章 阅读:

《读史求实》经典读后感10篇

  《读史求实》是一本由杨奎松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8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读史求实》读后感(一):乱记

中共军队迅速发展,底层士兵无组织,无纪律,且通信不及时,反馈不准确,瞒报,误报,且中共底层士兵可能存在对国民党,富农,商人,外籍人士的抢劫行为,补充给养 底层汇报严重影响高层决策,从而导致外交上的尴尬及无信 美国人的尴尬处境,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也让共产党获取了极大的主动权 国际重视不断改变,从而使得事件不了了之
政策的决定都是有其大环境 中共引导农民运动后,又被农民运动推动而行,温和的领导人想稍微改变其方向,却并不成功,“成功”的领导人则不断引导利用农民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农民运动快于中央决策,中共必须予以承认,来保证自己的基本盘,然后因为局势的不明朗,需要争取中间派别,从利益上及大义上(采取孙中山购买地主土地,发给农民),从而纠正过火行为,农民的暴力性,但是在统治力不足的地方遭到自下而上的消极反响,到最后局势明朗,则为了获取农民支持,完全暴力进行土地革命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 笔记:赞,可是一部分人的常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就是谬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在早期占中共经费大头,因此,中国不得不听命于苏联。 苏联早期靠变卖珠宝,粮食,甚至鸦片来筹集输出革命经费 中共虽然有考虑苏联困难,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需要不断索取经费,产生矛盾,但是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
中共早期力量薄弱,对外援有着极其的渴望,但是由于力量的薄弱,所以形式的不同则需要不同的应对政策,从而导致部分力量的丧失,同时还有自身内部矛盾,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进退维谷
外交政策,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7]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
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 笔记:输出革命导致国家间对立,人民间对立,从而产生悲剧
毛泽东的思想方式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或者说革命统战式的,离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灵活外交思维,还相距远矣。
在封闭的中国,在斯大林死后,外交就成了内政的延伸 本来就没有外交,只有统战,团结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极端的时候,只有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了早期的外交史,使得整个世界环境变化后,中共对外关系影响受损,且给华侨带来灾难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
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
保存实力,发展队伍;注意宣传,虚实结合
本质上指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 本着实力差距及理论概念,其实主要是实力上的团结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当打击完毕后,就开始对付拉拢的那部分。它会一直革命

  《读史求实》读后感(二):乱记

中共军队迅速发展,底层士兵无组织,无纪律,且通信不及时,反馈不准确,瞒报,误报,且中共底层士兵可能存在对国民党,富农,商人,外籍人士的抢劫行为,补充给养 底层汇报严重影响高层决策,从而导致外交上的尴尬及无信 美国人的尴尬处境,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也让共产党获取了极大的主动权 国际重视不断改变,从而使得事件不了了之
政策的决定都是有其大环境 中共引导农民运动后,又被农民运动推动而行,温和的领导人想稍微改变其方向,却并不成功,“成功”的领导人则不断引导利用农民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农民运动快于中央决策,中共必须予以承认,来保证自己的基本盘,然后因为局势的不明朗,需要争取中间派别,从利益上及大义上(采取孙中山购买地主土地,发给农民),从而纠正过火行为,农民的暴力性,但是在统治力不足的地方遭到自下而上的消极反响,到最后局势明朗,则为了获取农民支持,完全暴力进行土地革命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 笔记:赞,可是一部分人的常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就是谬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在早期占中共经费大头,因此,中国不得不听命于苏联。 苏联早期靠变卖珠宝,粮食,甚至鸦片来筹集输出革命经费 中共虽然有考虑苏联困难,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需要不断索取经费,产生矛盾,但是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
中共早期力量薄弱,对外援有着极其的渴望,但是由于力量的薄弱,所以形式的不同则需要不同的应对政策,从而导致部分力量的丧失,同时还有自身内部矛盾,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进退维谷
外交政策,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7]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
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 笔记:输出革命导致国家间对立,人民间对立,从而产生悲剧
毛泽东的思想方式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或者说革命统战式的,离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灵活外交思维,还相距远矣。
在封闭的中国,在斯大林死后,外交就成了内政的延伸 本来就没有外交,只有统战,团结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极端的时候,只有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了早期的外交史,使得整个世界环境变化后,中共对外关系影响受损,且给华侨带来灾难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
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
保存实力,发展队伍;注意宣传,虚实结合
本质上指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 本着实力差距及理论概念,其实主要是实力上的团结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当打击完毕后,就开始对付拉拢的那部分。它会一直革命

  《读史求实》读后感(三):乱记

中共军队迅速发展,底层士兵无组织,无纪律,且通信不及时,反馈不准确,瞒报,误报,且中共底层士兵可能存在对国民党,富农,商人,外籍人士的抢劫行为,补充给养 底层汇报严重影响高层决策,从而导致外交上的尴尬及无信 美国人的尴尬处境,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也让共产党获取了极大的主动权 国际重视不断改变,从而使得事件不了了之
政策的决定都是有其大环境 中共引导农民运动后,又被农民运动推动而行,温和的领导人想稍微改变其方向,却并不成功,“成功”的领导人则不断引导利用农民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农民运动快于中央决策,中共必须予以承认,来保证自己的基本盘,然后因为局势的不明朗,需要争取中间派别,从利益上及大义上(采取孙中山购买地主土地,发给农民),从而纠正过火行为,农民的暴力性,但是在统治力不足的地方遭到自下而上的消极反响,到最后局势明朗,则为了获取农民支持,完全暴力进行土地革命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 笔记:赞,可是一部分人的常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就是谬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在早期占中共经费大头,因此,中国不得不听命于苏联。 苏联早期靠变卖珠宝,粮食,甚至鸦片来筹集输出革命经费 中共虽然有考虑苏联困难,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需要不断索取经费,产生矛盾,但是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
中共早期力量薄弱,对外援有着极其的渴望,但是由于力量的薄弱,所以形式的不同则需要不同的应对政策,从而导致部分力量的丧失,同时还有自身内部矛盾,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进退维谷
外交政策,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7]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
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 笔记:输出革命导致国家间对立,人民间对立,从而产生悲剧
毛泽东的思想方式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或者说革命统战式的,离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灵活外交思维,还相距远矣。
在封闭的中国,在斯大林死后,外交就成了内政的延伸 本来就没有外交,只有统战,团结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极端的时候,只有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阶级斗争始终贯穿了早期的外交史,使得整个世界环境变化后,中共对外关系影响受损,且给华侨带来灾难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
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
保存实力,发展队伍;注意宣传,虚实结合
本质上指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 本着实力差距及理论概念,其实主要是实力上的团结一部分,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当打击完毕后,就开始对付拉拢的那部分。它会一直革命

  《读史求实》读后感(四):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并非全是真正发生的历史

历史还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种是后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知。历史学者努力探求、考据和通过研究向今人呈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研究存在的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但是,今人和过去的时空区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两个麻烦。一是过去种种条件、环境和相关因素作用的复杂性几乎是无法重现和复制的,因此,后人多半没有可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事情发生的种种背景情况描述得分毫不差。二是受时空环境或情感立场的影响,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的人和事难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隔阂或联系,而有不同的感悟和评价。因此,即使在大家都同样尊重历史真实的条件下,也不等于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认知。
更何况现在有些人有些组织,出于一些目的,或溜须或舔菊或便于洗脑,有意识的篡改历史事实。
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先入为主的事实判断或刻意歪曲的事实宣传,常常会导致人的错误认识。比如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误导过几代人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而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示出来,世人的观点看法就很容易发生逆转,即使《教程》里有部分真实,也没人信了。由此就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首先弄清历史真实的话,任何观点、看法,以及任何我们相信可以总结来比照我们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类的东西,不仅是不足凭的,而且还会带来很糟糕的作用和后果。
很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其实很少真正理解获得历史真实的价值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除了大学历史专业以外),教给学生们的其实主要不是历史,而是政治,而且基本上是用于死记硬背的教条。
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在批评当年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如何如何少、动机如何如何自私的时候,我们理应反省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与一些受援党或受援国之间关系中几乎如出一辙的情况。比如,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关系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今天中国人对苏联援助力度和援助动机的指责,也同样曾经发生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受援党和受援国之中。只不过,被批评的对象是中国。换言之,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援助国和被援助对象之间常常在重复同样的现象:援助国花了大力气援助了落后国家的党,帮助了这些党和国家的革命或建设,结果多半都会受到指责,即被援助者最后反而会批评援助一方援助的力度有限、动机自私,甚至指责援助者意在控制受援方,等等。仅由此一点即不难了解,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正视自身的历史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对于政治斗争的各方来说,实际结果的有利与否才是关键,事件真相并不重要。
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结果如何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更为关键。
所以,我佩服和敬重杨奎松、高华这样的历史学家。这是有这样的学者在,才让我们从纷乱复杂歪曲之中能看到尽量真实的历史模样。

《读史求实》经典读后感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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